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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福州方言拼音字典：文化传承与语言研究的瑰宝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福州方言，又称平话，别称晋安语，属汉藏语系汉语族闽语支闽方言，是闽东方言区的代表方言。它发端于战国晚期，以古闽越语为底层语言，历经汉末三国时期古吴语、古楚语的融入，以及魏晋以后中原方言的影响，在唐朝时期语音、语法及词汇大致形成并逐渐稳定，形成了以闽江中下游为中心的独特语言体系。

福州方言主要分布于福建省闽东地区，集中在福州的11个市区县，在闽中、闽北等地也有分布，在福建省内影响广泛，通行范围仅次于闽南方言。不仅如此，福州方言还传播到东南亚各国以及欧洲、澳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是连接海外华人华侨与家乡情感的重要纽带。它共有15个声母（含零声母），47个韵母，7个声调，极大程度保留了上古汉语的语音和词汇，堪称古代汉语的“活化石”。例如，福州话将锅叫“鼎”，筷叫“箸”，屋叫“厝”，站叫“企”等，这些词汇生动地展现了其与古汉语的深厚渊源。

《福州方言拼音字典》于1870年初版，后在1897年和1929年两次再版，由美以美会教士麦利和和美部会教士鲍德温等人负责编撰，是来榕传教士的集大成著作。该字典采用罗马字注音体系，这一创新方式直接展现了十九世纪福州方言的声韵调体系，对其后福州方言字典的编撰和福州平话字的成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字典正文完整保留了十九世纪福州方言文读和白读两套语音体系，还收录了大量繁简俗字以及当时的俚俗语汇，在文字、训诂和词汇学等方面均具有一定价值。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福州方言承载着闽东地区的地域文化，以及闽东方言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和心态，是当地民俗风情及其变化的生动写照。《福州方言拼音字典》作为记录福州方言的重要文献，为后人了解和学习福州方言提供了宝贵资料，对传承福州方言文化意义重大。从语言学研究角度而言，通过对该字典的研究，能够深入探究福州方言的演变历程，为汉语方言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有助于揭示语言演变的规律，丰富语言学理论。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福州方言的研究成果丰硕。音韵和语法方面，李如龙和王升魁点校的《戚林八音校注》依据清乾隆时期学海堂的木刻本《戚林八音合订》以及1912年的石刻本《民国适用改良戚林八音合订》进行校订，是一部实用且科学的方言韵书工具书。陈泽平的《福州方言研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论述充分深入。梁玉璋的《福州方言的一种构词方法》、陈泽平的《福州方言的结构助词及其相关的句法结构》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福州方言的语句、词语构成方法及其意义进行了描写和阐释。福州各个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地方志，如《连江县志》《闽侯县志》《长乐市志》等，都设有关于福州方言音韵语法的专题性章节。

词汇研究领域，李如龙、梁玉璋以及陈泽平等人编著的《福州方言词典》，收录了福州城区口语中常用的与普通话有词汇或语法差异的方言词。陈泽平的《福州话中的外来词》《福州方言杂字试析》，梁玉璋的《福州方言的“其”和“过”》等文章，以及林寒生的《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等专著，从语言学不同角度对福州方言词汇的音变、结构及意义进行了分析。王海燕的《连江（苔？）方言渔业词汇》则以连江县苔？地区常用的熟语词汇为切入点，介绍了当地渔民的生活习俗。

熟语歌谣研究方面，《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国谚语集成?福建卷》等资料集，以及陈泽平的《福州方言熟语歌谣》、方炳桂的《福州熟语》、邹光椿的《福州方言俚谚语特征初探》、祝敏青的《福州方言熟语的修辞特点》等，对福州方言熟语歌谣进行了收集、整理、分类以及艺术特征和思想情感的分析。

关于《福州方言拼音字典》，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声韵调系统分析，如通过将其与同时期相关文献记载的福州方言、闽北方言韵书《安腔八音》以及现代福州话作对比，推测其所反映的音系为十九世纪末福州市郊即今仓山区和台江区一带的口音，并探讨了其罗马字注音体系对后续福州方言字典编撰和福州平话字成型的影响，以及字典正文保留的十九世纪福州方言文读和白读两套语音体系。

在国外，对福州方言的研究多与传教士活动相关。19世纪传教士留下了诸多关于福州方言的文献资料，如《闽腔初学撮要》《福州方言入门二十课》《福州话拼音字典》《英华福州方言词典》《福州土白圣经》以及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研究论文等。这些资料对语音描写细致，在语音研究方面具有较高可信度，但对于其中的语法史资料，如《福州土白圣经》的语句，因其具有翻译体和圣书体的特点，在使用时需慎重对待。

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空白。一方面，对于《福州方言拼音字典》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展现其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将该字典与其他福州方言文献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