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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责任认定案例

引言

校园本是孕育知识与成长的净土，但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打破了这份宁静。从肢体冲突到言语侮辱，从孤立排挤到网络谩骂，欺凌行为以多样形态侵害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在事件处理中，“谁该为伤害负责”往往成为争议焦点——是动手的学生？是监管失位的学校？是教育缺位的家长？还是隐身幕后的旁观者？责任认定的模糊不仅影响受害者权益的维护，更可能助长欺凌行为的滋生。本文通过梳理典型案例与法律实践，深入探讨校园欺凌责任认定的核心逻辑与实践难点，为构建更清晰的责任边界提供参考。

一、校园欺凌责任认定的核心难点

校园欺凌责任认定之所以复杂，根源在于其涉及多方主体的行为交织与法律关系的多重叠加。从法律实践看，主要存在三大核心难点。

（一）行为界定的模糊性：“欺凌”与“打闹”的边界之困

准确界定“校园欺凌”是责任认定的前提。根据相关法律文件，校园欺凌通常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但现实中，这一标准常面临“模糊地带”的挑战。

例如，某中学曾发生这样一起事件：学生甲因琐事与学生乙在课间推搡，乙的手臂轻微擦伤。甲辩称“只是开玩笑”，乙则认为“对方平时总爱捉弄自己”。教师调取监控发现，两人此前一个月内有过3次类似冲突，且甲每次推搡力度逐渐加大。此时，“偶尔打闹”与“持续性欺凌”的界定就需要结合行为的恶意性、持续性及后果严重性综合判断。若仅以单次行为论，可能被视为普通冲突；但结合过往行为，则更符合欺凌的特征。这种“量”与“质”的判断差异，常导致责任认定的起点争议。

（二）责任主体的多元性：学校、家长与学生的角色交织

校园欺凌的责任主体往往涉及多方：实施欺凌的学生（可能是多人）、受害者本人（是否存在过错）、学校（教育管理责任）、家长（监护责任），甚至可能包括提供工具或协助的其他学生。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需根据具体行为逐一划分。

以一起肢体欺凌事件为例：学生丙（14岁）、丁（15岁）在放学后堵住学生戊（13岁），要求其交出零花钱，戊拒绝后遭推打致轻微伤。在此事件中，丙、丁作为直接实施者，需承担主要责任；若学校未在放学时段安排足够的值班教师巡查，或明知丙、丁有过类似行为却未及时干预，则学校可能因未尽到管理职责承担补充责任；丙、丁的家长若长期忽视子女的不良行为，未履行监护教育义务，可能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若在场的学生己目睹全过程却未制止或报告，虽不直接担责，但可能涉及道德层面的批评。这种“主责+补充+连带”的责任链条，要求对各方行为的过错程度进行精准评估。

（三）证据收集的复杂性：隐蔽性与未成年人特性的双重阻碍

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教师视线外（如厕所、楼梯间）或网络空间（如匿名社交群组），证据留存难度大。一方面，肢体欺凌的伤痕可能随时间消失，言语侮辱缺乏录音录像，网络欺凌的信息可能被删除或账号匿名；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因恐惧报复、顾及同伴关系等原因，常选择沉默，导致关键证人缺失。

某小学曾处理一起“孤立欺凌”事件：学生庚因性格内向被同班8名学生集体排斥，拒绝与其组队、交谈，导致庚出现失眠、厌学症状。家长报警后，警方试图通过学生证言固定证据，但多数参与孤立的学生因害怕被“贴标签”或被群体排斥，拒绝如实陈述；教师虽观察到庚的异常，但无法提供具体的“孤立行为”记录（如具体日期、对话内容）。最终，因证据不足，责任认定陷入僵局。这一案例凸显了证据收集在未成年人群体中的特殊性——除了物理层面的取证困难，心理层面的顾虑更可能导致“事实不清”。

二、典型案例中的责任划分解析

为更直观理解责任认定的实践逻辑，我们选取三类典型案例，结合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剖析不同情境下的责任分配。

（一）肢体欺凌：直接伤害下的多方责任叠加

案例概况：某初中学生辛（15岁）因与学生壬（14岁）发生口角，纠集同学癸（15岁）在午休时间将壬堵在教室后巷，两人对壬进行拳打脚踢，导致壬肋骨骨裂、面部软组织挫伤。事件发生时，值班教师因去办公室取材料，未在规定的巡查区域；辛的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平时由奶奶照顾，曾因辛打架被学校约谈但未采取有效教育措施；癸的父母知晓儿子参与欺凌后，起初否认事实，后经警方调查才承认。

责任认定要点：

直接实施者责任：辛、癸作为欺凌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虽未成年，但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若本人有财产，可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法院最终认定辛、癸存在故意侵害行为，需承担主要责任（70%）。

学校责任：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应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学生欺凌行为及时制止、处理。本案中，值班教师未按规定巡查，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需承担补充责任（20%）。

监护人责任：辛的父亲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