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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信用体系构建的思考——基于企业信用公示制度的司法执

行缺陷

摘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用是维系交易安全、降低社会成本、优化

资源配置的基石。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其中，以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核心的企业信用公示制度，旨在通过信息公开

的方式，强化社会监督，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格

局。然而，这一宏大的制度设计在微观的民商事司法实践中却遭遇了

执行困境。大量的司法判决显示，企业的行政处罚记录、经营异常名

录等严重失信信息，并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其在民商事活动中的法律劣

势，失信成本过低的问题依然突出。这种制度功能与司法实践的脱节

，严重削弱了信用体系的威慑力与公信力。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商

法信用体系构建的核心议题，以企业信用公示制度的司法执行缺陷为

切入点，为解决当前信用信息“用不起来、效果不彰”的问题提供理

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

法研究，系统梳理了企业信用公示制度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对大量司

法判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其在民商事审判中的具体适用障碍。研究

结果表明，司法执行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信息孤岛”

现象依然存在，法院与行政机关的信息共享与核查机制不畅；二是“

责任脱节”，企业的行政违法记录与其在民商事合同中的违约责任、

侵权责任缺乏明确的法律联结，法官难以直接将其作为加重民事责任

的依据；三是“认知偏差”，部分司法人员对信用公示信息的法律价

值认识不足，未能主动将其作为查明案件事实、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

重要参考。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构建有效的民商法信用体系，必

须从“信息公开”走向“责任融合”，将抽象的信用信息转化为具体

的民事法律后果。这要求在立法层面，修改完善《民法典》及相关法

律，明确将企业严重失信行为作为认定欺诈、加重赔偿责任、限制权

利行使的法定情节；在司法层面，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

鼓励法官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将信用状况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制度层面，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实时更新、司法机关可

便捷查询并强制适用的信用信息平台。这一研究对于丰富我国信用法

学理论、完善民商事法律体系、破解“执行难”问题、营造诚实守信

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商法；信用体系；企业信用公示；司法执行；诚实信

用原则

引言

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驱动的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信用作为一

种无形的社会资本，其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高效

、透明、公正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软性基

础设施”。为此，我国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

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自2014年起全面实施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及

其核心配套制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

统”），无疑是这场深刻变革中的关键一环。该制度通过强制性或自

主性的信息归集与公开，旨在将企业的“前世今生”（从注册登记到

行政处罚、从经营异常到司法协助信息）置于阳光之下，通过社会监

督和联合惩戒机制，倒逼企业珍视自身信誉，从而实现市场的自我净

化与优胜劣汰。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一被寄予厚望的制度，其在微

观的民商事司法领域的实际效用却不尽如人意。理论上，一个在公示

系统上劣迹斑斑的企业，其在进行商业交易、签订履行合同、寻求司

法救济时，理应受到更多的审慎对待和更严格的法律评价。但在司法

实践中，我们却频繁观察到一种令人担忧的脱节现象：大量的民商事

判决，对于案件当事人一方在公示系统中的严重失信记录（如因虚假

宣传、产品质量问题、偷税漏税等受到行政处罚，或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仅作为背景信

息一笔带过，而未能将其与案件的争议焦点——如合同是否构成欺诈

、违约责任应否加重、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等——进行有机的法律

联结。失信企业依然可以相对轻松地赢得诉讼，或仅承担与其守信状

态下无异的法律责任。失信的“法律成本”远低于其“违法收益”，

这使得公示制度的威慑力大打折扣，也让“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口

号在司法最终救济环节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深入研究企业信用公示

制度在司法执行层面的缺陷，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我国民商法信用体系

构建的深层次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路径，以企业信用公

示制度的司法执行缺陷为具体解剖样本，构建一个能够有效联通行政

监管信息与民商事法律责任的理论与制度框架。本研究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