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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宋代‘市坊制度’崩溃对城市商业的影响”

一、引言：从封闭到开放的城市变革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始终与管理制度的演变紧密相连。自秦汉以降，“市坊制度”作为城市空间管理的核心框架，长期主导着城市的形态与功能。所谓“市坊制度”，是指将城市划分为“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两大区域，二者物理隔离、功能明确：坊墙高筑，居民不得随意临街开门；市设固定区域，交易时间严格限制为“日中为市”，日落则闭。这种制度在唐代达到鼎盛，长安、洛阳等大都会的棋盘式布局，正是市坊制度的典型体现。

然而，进入宋代后，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制度逐渐瓦解。坊墙被拆除，市的界限被打破，店铺开始沿街而立，夜市取代了“日中为市”的传统，城市的商业活力如潮水般喷薄而出。这场看似“拆墙破界”的变革，实则是中国古代商业文明从“管控型”向“自由型”转型的关键节点。它不仅重塑了城市的空间格局，更推动了商业形态、社会结构乃至经济模式的深刻变迁。本文将从市坊制度的传统特征、崩溃过程入手，深入剖析其对宋代城市商业的多维度影响。

二、市坊制度的传统特征与崩溃过程

（一）唐代市坊制度的严格管控

要理解宋代市坊制度的崩溃，首先需回溯其“前世”——唐代市坊制度的运作逻辑。在唐代，城市管理的核心是“秩序”与“等级”。以长安为例，全城被划分为108个坊与东西二市，坊与市均由围墙环绕，坊门、市门定时启闭。居民生活被严格限制在坊内，若需外出交易，必须在白天进入指定的“市”中；商人则只能在市中设铺，不得越界经营。

这种制度的严格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空间隔离。坊与市之间有明确的物理界限，《唐律疏议》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擅自破坏坊墙或在非市区域设店属于违法行为；其二，时间限制。《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交易时间仅覆盖白天，夜晚全城实行“宵禁”；其三，行政干预。市设“市令”“市丞”等官职，统一管理物价、度量衡，甚至规定商品种类与经营规模。

这种高度管控的模式，本质上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的空间投射。统治者通过限制商业活动的范围与时间，确保“农本”地位不受冲击，同时维护城市的政治功能（如长安作为都城的礼仪性与秩序性）。

（二）宋代市坊制度的瓦解过程

唐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市坊制度已显现松动迹象。例如，长安的“草市”（非官方批准的临时市场）在城郊兴起，扬州等商业城市出现“夜市”雏形。但真正的崩溃发生在宋代，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坊墙倒塌”。北宋初期，汴京（今开封）作为新都城，因人口激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真宗时期汴京人口已超百万），原有坊区无法容纳，居民开始自发拆除坊墙、临街建房。官方最初试图禁止，如太祖曾下诏“禁民侵街”，但随着商业需求的膨胀，禁令逐渐名存实亡。到仁宗时期，朝廷正式“许民临街起屋”，坊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阶段是“市制消亡”。唐代“市”的地理限制被打破后，商业活动开始向全城扩散。汴京的御街、潘楼街、州桥一带逐渐形成“十里长街无空闲”的商业区，连皇宫附近的“东华门”也出现了“早市”与“夜市”。《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市”与“坊”的界限彻底消失。

第三阶段是“时间突破”。唐代“日中为市”的传统被夜市、早市取代。汴京的“州桥夜市”从傍晚持续至三更，“马行街夜市”更“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临安（南宋都城）的“早市”则从五更开始，卖早点、蔬菜的小摊贩“填塞街市”。这种“全天候”的交易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时间管控。

三、市坊制度崩溃的驱动因素

市坊制度的崩溃并非偶然，而是经济、政策、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农业方面，占城稻的推广与农具改进（如踏犁、秧马）使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除满足自给外，大量剩余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手工业方面，丝织、制瓷、冶铁等行业规模扩大，如景德镇的瓷器“天下咸称”，成为远销海外的“名品”；商业方面，纸币“交子”的出现（虽主要在四川地区流通）、飞钱（类似汇票）的普及，极大便利了跨区域交易。商品流通的加速，必然要求更自由的交易空间与时间，市坊制度的物理与时间限制，成为商业发展的“枷锁”。

（二）政策调整：政府管控的松动

宋代统治者对商业的态度较唐代更为包容。太祖曾说“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虽非直接鼓励商业，却折射出对财富积累的默许；太宗时期，取消了唐代“市令”对物价的直接干预，改为“随行就市”；神宗变法时，推行“市易法”，通过官方设立的市易务平抑物价，本质上是承认商业规律的作用。这些政策调整，为市坊制度的崩溃提供了“制度空间”。

（三）社会需求：市民阶层的崛起

宋代城市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随着科举制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