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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扶养协议效力及履行案例

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实现“以财产换照顾”的养老需求。作为《民法典》规定的特殊民事法律行为，遗赠扶养协议既承载着养老保障的社会功能，又涉及财产处分的法律效力认定，其效力与履行问题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焦点。本文通过梳理法律规定、典型案例及争议焦点，系统分析遗赠扶养协议在效力认定与履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为理解这一制度的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一、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认定基础

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是其发挥功能的前提。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协议效力需从法律依据、主体适格性、内容合法性及形式要件四个维度综合判断。

（一）法律依据与核心特征

遗赠扶养协议是自然人生前与扶养人（非法定继承人）签订的，约定由扶养人承担生养死葬义务，受扶养人死亡后将个人财产赠与扶养人的协议。其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民法典》继承编第1158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这一规定明确了协议的双务、有偿、要式特征——扶养人需履行实质义务，受扶养人以财产处分作为对价，且需通过书面形式固定权利义务。

（二）主体适格性的审查要点

主体适格是协议有效的首要条件。受扶养人需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法定扶养义务人无法履行扶养义务（如子女远居外地、无赡养能力等）。扶养人则需满足“非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要求，既可以是自然人（如邻居、朋友），也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养老机构等组织。实践中常见争议点在于：若扶养人是受扶养人的侄子女、外甥等近亲属但非法定继承人，是否影响协议效力？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只要符合“非法定继承人”的形式要件，亲属身份不影响协议效力，关键在于是否实际履行扶养义务。

（三）内容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协议内容需同时满足“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不违背公序良俗”。例如，受扶养人不得将夫妻共同财产单方约定为遗赠财产（需先分割共同财产）；扶养义务范围需具体明确（如“日常照料”应细化为饮食起居、医疗陪护等）；禁止约定“限制受扶养人社交自由”“要求受扶养人不得与子女往来”等违反公序良俗的条款。某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例：受扶养人张某在协议中约定“扶养人李某需每周检查张某手机通讯记录”，法院以该条款侵犯隐私权、违背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协议部分无效。

（四）形式要件的实践要求

尽管《民法典》未明确规定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司法实践中通常将书面形式作为认定协议效力的重要证据。口头协议因难以证明权利义务内容，易引发“是否存在真实协议”的争议。例如，王某声称与邻居赵某口头约定“赵某照顾其晚年，去世后房产归赵某”，但王某子女否认该约定，因无书面证据，法院最终未支持赵某的遗赠主张。因此，签订书面协议时应注明双方身份信息、扶养具体内容（包括生活照料标准、医疗费用承担方式等）、遗赠财产清单（需明确权属）、争议解决方式等，必要时可邀请见证人或公证，以增强证据效力。

二、遗赠扶养协议履行中的典型争议与案例分析

协议效力的认定解决了“是否有效”的问题，而履行阶段则涉及“是否全面履行”“如何处理履行瑕疵”等实践难题。以下结合三类常见争议展开分析。

（一）扶养义务“是否全面履行”的认定争议

扶养义务的履行是扶养人取得遗赠权的核心条件，但“全面履行”的标准常因约定模糊或履行过程复杂引发争议。典型案例：78岁的独居老人陈某与同村村民周某签订协议，约定“周某负责陈某的日常生活照料及生病护理，陈某去世后房屋归周某所有”。陈某去世后，其子女以“周某未送陈某就医”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法院审理查明：陈某生前患有高血压，周某每日上门送餐、陪同散步，某次突发头晕时周某及时联系村医上门治疗，未延误病情；陈某子女虽偶尔探望但未实际承担扶养义务。法院认定周某已履行主要扶养义务，判决房屋归周某所有。

此案反映出司法实践对“全面履行”的判断逻辑：其一，以协议约定为基础，若约定不明确则参照当地一般生活水平和老年人合理需求；其二，注重履行行为的持续性和实质效果（如是否保障基本生活、是否及时处理突发健康问题）；其三，对比法定扶养义务人的履行情况，若法定扶养人未尽义务，扶养人的轻微瑕疵（如偶尔因事晚送一次饭菜）通常不影响效力。

（二）受扶养人单方处分遗赠财产的法律后果

受扶养人在协议履行期间可能因情感变化、经济需求等原因，单方处分协议中约定的遗赠财产（如出售房屋、赠与他人），由此引发“协议是否继续履行”的争议。典型案例：李某与养老机构签订协议，约定“机构负责李某终身养老，李某去世后名下房产归机构所有”。协议履行5年后，李某因与子女和解，将房产过户给子女。机构起诉要求确认过户行为无效，法院认为：李某作为房产所有权人，有权在生前处分财产，但需对扶养人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