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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在AI出口管制协调中的成效—

—基于22年成立至2024年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成果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技术飞速迭代的双重背景下，美欧“贸易

与技术委员会”（TTC）于2021年应运而生，旨在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

系并协调双方在贸易与技术领域的战略。其中，协调针对第三国，特

别是针对先进人工智能（AI）及其赋能技术（如半导体）的出口管制

，被视为TTC的核心地缘经济使命。本文旨在评估自2021年成立至2024

年4月第六次部长级会议（鲁汶会议）期间，TTC在AI相关出口管制协

调方面的实际成效。本研究采用过程追踪与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系统

梳理TTC十个工作组（特别是第七工作组）的历次声明、议程和双方的

单边政策行动。核心发现指出，TTC的成效呈现出高度的“双轨”特征

：在“反应性”和“共识性”轨道上（如针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T

TC展现了高效的协调能力，成为跨大西洋应对危机的关键机制；然而

，在“主动性”和“战略性”轨道上（如协调针对中国的AI及半导体

出口管制），TTC则基本“失效”。美国2022年10月采取的单边芯片管

制行动，实质上绕过了TTC框架，凸显了双方在对华战略上的根本分歧

。最终，TTC在AI领域的协调，被迫从“硬性”的出口管制转向“软性

”的治理标准（如AI风险评估、术语统一），以此回避核心冲突。本

文的主要结论是，TTC（2021-2024）并非一个有效的战略性AI出口管

制“制定”平台，而更多是一个“信息通报”、“分歧管控”和“软

性治理趋同”的“对话”平台。

关键词：

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出口管制，跨大西洋关系，半导

体，地缘经济

二、引言

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见证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重构

。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新兴与颠覆性

技术，已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的商业范畴，成为国家安全与全球领导

力竞争的核心场域。在此背景下，以“技术民族主义”和“供应链安

全”为核心的产业与安全政策，开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

位。美国与中国之间日趋激烈的技术竞争，迫使全球秩序面临“选边

站队”的压力。对于美国而言，重振其联盟体系，特别是与在技术、

经济和价值观上高度一致的欧洲联盟（EU）建立统一战线，成为其维

持技术霸权和应对战略竞争的关键。

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于20

21年6月正式宣布成立。TTC的诞生，承载着拜登政府修复因特朗普时

期贸易摩擦而受损的跨大西洋关系的政治意愿，但更深层的战略目标

，是在全球技术规则的制定和关键技术的流动管理上，形成“美欧合

力”，以应对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挑战。TTC共设立了十个工作组

，其议程涵盖了从“技术标准合作”到“数据治理”，从“供应链韧

性”到“出口管制协调”（第七工作组）的广泛领域。其中，AI作为

贯穿所有议题的“元技术”，其治理与管制的协调，无疑是TTC成败的

关键衡量标准。

然而，TTC自成立伊始，就面临着跨大西洋两岸在战略目标、政策

工具和法律框架上的根本性差异。美国（特别是其商务部工业与安全

局BIS）倾向于采取迅速、单边、长臂管辖的“硬核”出口管制措施，

以“国家安全”为最高准则，目标明确指向延缓特定国家的军事与技

术现代化。而欧盟则更倾向于多边主义、基于规则的体系，其政策工

具箱更侧重于贸易防御（如反补贴）、市场监管（如《数字服务法》

）和内部的“经济安全战略”，其决策机制缓慢、复杂，且受到27个

成员国（特别是荷兰、德国等出口大国）利益的牵制。

2024年4月，TTC在比利时鲁汶举行了第六次部长级会议。至此，T

TC已运行近三年，经历了俄乌冲突爆发、美国对华单边芯片管制、全

球生成式AI爆炸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考验。因此，一个关键的

研究问题浮出水面：从2021年成立到2024年第六次会议，TTC在协调美

欧双方的AI及相关（特别是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方面，究竟取得了

多大的“成效”？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协调”平台，还是仅

仅沦为了一个“清谈俱乐部”？当美欧双方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

如2022年10月的美国芯片禁令），TTC是扮演了“刹车”、“加速器”

还是“减震器”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目标，正是通过对TTC（2021-2024）在出口管制（特

别是第七工作组）和AI治理（相关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