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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区别

引言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财产类犯罪始终是重点关注领域。其中，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作为两类常见的侵犯财产权利犯罪，既存在紧密联系，又因立法目的与构成要件的差异而各有边界。二者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骗行为，但合同诈骗罪因“合同”这一特殊载体的介入，在保护法益、行为模式等方面呈现出独特性。准确区分两者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更直接影响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本文将从立法背景、犯罪构成、司法认定等维度，系统梳理二者的核心差异，为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提供理论参考。

一、法律渊源与立法背景的差异

（一）诈骗罪的立法沿革与规范定位

诈骗罪是我国刑法中传统的侵犯财产犯罪，其法律渊源可追溯至1979年刑法。现行《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条款以“概括式”立法模式，将所有以欺骗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立法者通过这一“兜底性”罪名，确保对未被特殊罪名覆盖的诈骗行为的刑事打击，体现了刑法对财产权利的基础保护。

（二）合同诈骗罪的独立化背景与功能

合同诈骗罪的设立则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活动的频繁，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日益突出。这类行为不仅侵害财产权，更破坏了市场交易的信任基础与秩序。1997年刑法修订时，立法者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将其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下。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专门规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强化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弥补普通诈骗罪在调整特定领域犯罪时的不足。这种“特殊罪名”的设置，体现了刑法对复杂社会关系的精细化调整。

（三）二者的立法逻辑关联

从立法体系看，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别法条，当行为同时符合二者构成要件时，应优先适用合同诈骗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这种立法安排既保持了刑法体系的完整性，又实现了对重点领域犯罪的精准打击。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核心差异

（一）客体要件：单一法益与复杂法益的分野

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单一的，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其行为本质是通过欺骗手段直接转移他人财产占有，侵害的是个体财产权益。例如，行为人虚构“代买彩票中奖”事实骗取他人钱财，仅直接损害被害人的财产利益。

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则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也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因为，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载体，其效力与履行直接影响交易安全与市场信用。利用合同实施诈骗，不仅使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更破坏了市场主体对“合同”这一交易工具的信任，进而影响整个市场秩序。例如，某公司以虚假采购合同骗取多家用料企业货物后逃匿，此类行为除导致企业财产损失外，还可能引发行业内对合同履约的普遍怀疑，破坏正常交易规则。

（二）客观要件：行为模式与“合同”要素的限定

行为方式的覆盖范围差异

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完整因果链条。其行为手段具有广泛性，不局限于特定场景或工具，如街头“掉包”、网络虚假投资、冒充亲友借款等均属此类。

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则必须“利用合同”实施。这里的“利用合同”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合同本身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性合同”，即与财产流转、经营活动相关的协议（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服务合同等），不包括婚姻、收养等身份关系协议；其二，欺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例如，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虚构资质，或在履行时以次充好、转移资金，均属于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若行为人虽与他人签订合同，但欺骗行为与合同内容无关（如以“借款合同”为名行普通诈骗之实），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形式的具体要求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限于书面形式，口头合同、电子合同等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合同形式均可。但需注意，仅有“合同之名”而无“交易之实”的协议（如为诈骗临时拼凑的虚假条款），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例如，行为人伪造一份“古董买卖合同”，但双方从未有实际交易意图，该合同仅作为诈骗工具，仍可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而若行为人仅以“合作投资”为名口头承诺，未涉及具体交易内容，则可能被认定为普通诈骗罪。

（三）主体要件：自然人与单位的不同资格

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该罪主体。即使实践中存在单位组织实施诈骗的情况，也只能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然人刑事责任。

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则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活动中，单位作为重要的交易主体，完全可能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合同诈骗（如公司集体决策虚构项目骗取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