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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对日舆论研究(1931-1937)

摘要

《大公报》作为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在1931-1937年中日关系紧张、民族危机加深的关键阶段，凭借其独特的舆论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这一时期《大公报》对日舆论为核心，通过对报纸文本的系统分析，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探究《大公报》对日舆论的演变历程、立场态度以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评估其在引导民众认知、推动社会抗日思潮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与局限。研究发现，《大公报》对日舆论经历了从早期对日本侵略阴谋的警惕预警，到事变发生后的“明耻教战”呼吁，再到后期对全面抗战的积极声援等一系列变化，其舆论导向既受报馆自身理念、报人立场的影响，也与国内政治局势、民众情绪的发展紧密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众抗日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妥协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

《大公报》；抗日战争；舆论导向；民族主义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931-1937年，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从“九一八事变”开始，逐步蚕食中国领土，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一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其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大公报》作为当时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每日发行量大，读者群体涵盖了知识分子、公务员、商人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其对日舆论报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对民众的认知和社会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深入研究《大公报》在这一时期的对日舆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以及民众的抗日情绪和诉求。通过分析《大公报》对日舆论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可以揭示媒体在民族危机时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发挥的舆论引导功能，为当今媒体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时如何正确引导舆论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对《大公报》对日舆论的研究也能够丰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内容，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2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以1931-1937年间《大公报》的报纸文本为主要研究资料，通过对社评、新闻报道、专栏文章等各类内容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探究其对日舆论的特点和演变规律。同时，结合历史学、新闻学等多学科理论，将《大公报》的舆论置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综合考量，以揭示其舆论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影响。

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大公报》作为媒体在民族危机时期的舆论构建过程，分析其如何通过新闻报道、评论等手段塑造日本形象，引导民众的对日认知和态度，这一视角在以往的《大公报》研究中较少涉及。此外，本研究还将对《大公报》不同阶段的对日舆论进行动态分析，深入探讨其舆论转变的原因和内在逻辑，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展现《大公报》在这一时期对日舆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大公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地位

2.1《大公报》的发展历程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法租界创刊，初为天主教教会报纸。在其发展初期，《大公报》秉持“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宗旨，致力于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一定的启蒙作用。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对时政多有批评，在舆论界崭露头角。

1916年，王郅隆接办《大公报》，但由于经营不善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报纸发展陷入困境。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强调报纸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使《大公报》在新闻业务、舆论影响力等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在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和犀利的评论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重要代表。

2.2《大公报》在抗战时期的影响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凭借其广泛的发行网络和深厚的读者基础，成为传播抗战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其发行量在当时国内报纸中名列前茅，不仅在各大城市拥有大量订户，还通过邮寄等方式将报纸发行到偏远地区，使更多的民众能够及时了解抗战局势和各方动态。

《大公报》的社评和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观点和立场往往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许多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以及普通民众都将《大公报》视为获取信息和了解时局的重要渠道，其舆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思潮的发展和民众的抗日行动。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迅速对事件进行报道，并发表一系列社评，呼吁民众团结抗日，对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大公报》还通过组织各种专题报道和讨论，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交流抗战观点和经验的平台，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抗日战争的深入思考和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