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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笔记

引言

中国音乐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脉络与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这份笔记旨在对中国音乐史的主要发展阶段、重要音乐形式、代表人物及音乐思想进行梳理，力求展现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文化意涵。由于篇幅所限，所述内容难免有所侧重与取舍，主要聚焦于音乐实践与理论的关键节点。

一、远古及先秦时期：音乐的滥觞与礼乐的奠基

1.1远古音乐的萌芽

中国音乐的源头可追溯至遥远的原始社会。最初的音乐与劳动、宗教祭祀、巫术活动密不可分。原始乐舞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集诗、歌、舞为一体，例如传说中的《云门》（黄帝）、《咸池》（尧）、《箫韶》（舜）等，虽具体形态已难考证，但据文献记载，它们多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相关，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与群体性。

乐器的出现是音乐发展的重要标志。考古发现的骨笛（如贾湖骨笛，距今约八千年），证明了远古先民已具备相当的音乐审美能力与制作工艺。此外，还有陶埙、石磬、木鼓等。这些乐器最初可能用于狩猎信号、祭祀仪式等，后来逐渐发展为音乐表现的工具。

1.2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初建

夏商周三代，随着社会阶级分化和国家形态的逐步形成，音乐开始承担更多社会功能，特别是在祭祀与礼仪活动中。“礼”与“乐”开始结合，形成“礼乐”的雏形。

商代青铜文化发达，出现了形制多样、纹饰精美的青铜乐器，如编钟、编磬等，体现了当时较高的音乐水平和工艺水平。“钟鸣鼎食”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写照。

西周是礼乐制度的成熟期。周公制礼作乐，将“乐”与“礼”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整套维护等级秩序和宗法制度的礼乐体系。不同等级、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乐舞和乐器组合，如“八佾”之舞等。雅乐作为礼乐的核心，其风格端庄、典雅，服务于祭祀、朝会、宴享等官方场合。

1.3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繁荣与思想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旧有的礼乐制度受到冲击。民间音乐（俗乐）得到空前发展，“郑卫之音”等新乐形式受到人们喜爱，与“雅乐”形成对比。

此时期，乐器种类更加丰富，出现了琴、瑟、筝、筑、笙、竽等。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的出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其精湛的铸造工艺、完善的音律体系，充分展示了当时音乐文化的高度成就。

音乐理论方面，“三分损益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乐律学的初步形成，为后世音律发展奠定了基础。

思想领域，诸子百家对音乐也多有论述。孔子提倡“尽善尽美”，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墨子主张“非乐”，反对过度追求音乐享乐；老子、庄子则从“道”的层面探讨音乐的本质，主张“大音希声”。这些思想对后世音乐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与《楚辞》作为诗歌总集，其作品最初均为可歌可诵的，反映了当时歌曲艺术的繁荣。

二、秦汉时期：大一统下的音乐整合与新声

2.1乐府的设立与发展

秦统一六国，短暂的统治后，汉承秦制。“乐府”的设立（始于秦，兴于汉）是汉代音乐的重要举措。乐府的主要职能是采集民间歌谣、创作和改编乐曲、组织演出等，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和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李延年是汉武帝时期乐府的重要领导者，曾为《汉郊祀歌》配乐，并根据西域音乐创作出“新声二十八解”。

2.2音乐形式的多样化

汉代的音乐形式更为丰富，“相和歌”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歌曲形式，最初是无伴奏的徒歌，后发展为有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结构较为复杂，包含艳、趋、乱等部分。

鼓吹乐也是汉代重要的音乐体裁，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主，用于仪仗、军旅、宴乐等场合，分为黄门鼓吹、骑吹、横吹等不同种类。

百戏（散乐）中也包含了大量音乐舞蹈成分，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2.3乐器与乐律

西域乐器如琵琶（阮咸的前身）、箜篌、笳、角等在汉代逐渐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乐器品种。

乐律学方面，京房提出了“六十律”，试图解决三分损益法黄钟不能还原的问题，体现了对乐律精密性的追求。

三、魏晋南北朝：战乱中的融合与清音雅韵

3.1清商乐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但文化交流却十分活跃。“清商乐”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它上承汉魏相和歌，吸收了南方吴歌、西曲的营养，形成了新的音乐风格，曲调婉转动人，内容多表现爱情生活。

3.2琴乐的发展与文人音乐的兴起

社会的动荡和玄学的兴起，使得文人阶层对琴乐的喜爱达到了新的高度。琴成为文人抒发情感、追求超脱心境的重要工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琴家（如嵇康、阮籍）和琴曲（如《广陵散》、《梅花三弄》、《酒狂》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美学著作，探讨了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等深刻问题。

3.3外族音乐的传入与融合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和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使得西域及周边国家的音乐文化大量传入中原，与汉族音乐进一步融合。例如，龟兹乐、疏勒乐、西凉乐等陆续传入，并被宫廷所吸收，为隋唐燕乐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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