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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中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难点

引言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家庭教育”的公共属性与责任边界，将传统“家事”上升为“国事”。这部法律不仅回应了“双减”政策下家庭育人角色的转变需求，更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新格局。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从“纸面之法”到“行动之法”的转化过程中，诸多现实难点逐渐显现。这些难点既涉及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碰撞，也包含执行机制与资源供给的短板，更反映出教育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协同的深层挑战。本文将从认知偏差、执行困境、资源约束、评价缺失四个维度，逐层剖析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中的核心难点。

一、认知层面：传统观念与法律精神的深层冲突

法律实施的前提是主体对法律内容与价值的认同。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在于明确家长的“教育责任”与“指导权利”，但现实中，部分家长对法律的认知仍停留在“约束”而非“赋能”层面，传统教育观念与法律精神的错位成为首要障碍。

（一）“教育私事”的传统认知惯性

受“养不教，父之过”等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家长将家庭教育视为纯粹的私人事务，认为“如何教育子女”是家庭内部的自由选择，外界无权干预。这种认知与法律中“政府、学校、社会有义务提供指导”的规定形成冲突。例如，部分家长拒绝参与社区组织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认为“自己带孩子不需要别人教”；还有家长将教师的家访建议视为“干涉内政”，甚至以“保护隐私”为由抵触沟通。这种“私事”思维不仅削弱了法律中“协同育人”的实践基础，更可能导致家长忽视自身应承担的法定责任，如“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避免加重学习负担”等具体要求。

（二）“教育即学习”的单一目标偏差

法律明确提出“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强调品德教育、心理健康、行为习惯等多维目标。但现实中，许多家长仍将家庭教育简化为“学科辅导”，将“促进法”误解为“督促家长抓学习”的工具。这种目标偏差在“双减”背景下尤为突出：部分家长因学科类培训受限，转而在家中自行增加作业量，甚至认为“法律要求家长负责教育，就是要自己补学校没教的知识”。这种认知错位不仅违背了法律“减轻未成年人学习负担”的初衷，更可能导致家长在实施家庭教育时过度关注成绩，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与全面发展。

（三）“指导”与“干预”的边界混淆

法律中“家庭教育指导”是核心机制之一，旨在通过专业力量帮助家长提升育人能力。但部分家长对“指导”的性质存在误解，将其等同于“行政干预”或“责任转移”。例如，当学校因学生行为问题建议家长接受指导时，一些家长认为“这是学校在推卸管教责任”；还有家长担心“接受指导会被贴上‘教育失败’的标签”，从而产生抵触情绪。这种对“指导”的负面联想，导致法律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难以落地，许多家长宁愿“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愿主动寻求专业帮助。

二、执行层面：责任主体与操作细则的双重模糊

认知偏差为法律实施埋下观念障碍，而真正落地执行时，责任主体不清、操作细则缺失等现实困境更直接制约了法律实效。

（一）多元主体的责任交叉与推诿

家庭教育促进法涉及教育、民政、妇联、街道社区等多个部门，但法律中“协同配合”的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易演变为“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的局面。例如，法律要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但基层社区往往面临人员紧张、资源有限的问题，难以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常规工作；教育部门虽承担“指导学校开展相关工作”的职责，但学校本身已面临教学任务重、教师压力大的挑战，对家庭教育指导的投入常被视为“额外负担”；妇联系统虽有家庭服务经验，但缺乏直接的行政资源调配权，指导工作易停留在宣传层面。这种“多头管理、职责分散”的结构，导致法律实施中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尴尬。

（二）基层执行的操作细则缺失

法律中许多条款需通过配套细则才能落地，但目前部分关键环节仍缺乏具体指引。例如，法律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但“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当家长过度安排学习时间时，由谁来认定、如何干预？再如，法律提出“对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的家庭，相关部门应当进行必要的干预”，但“严重问题”的界定标准、干预的具体方式（如约谈、强制指导、行政处罚）、干预的实施主体等均未明确。这些模糊地带导致基层在执行时缺乏依据，要么“不敢管”（怕越权），要么“随意管”（凭经验判断），法律的权威性与可操作性均受影响。

（三）特殊群体的针对性措施不足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家庭教育需求更为迫切，但法律对这些群体的保障措施仍显笼统。例如，留守儿童家庭中，许多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由祖辈承担监护责任，祖辈往往缺乏科学育儿知识，且沟通方式传统；困境儿童家庭可能面临经济困难、家庭暴力等问题，家庭教育功能严重弱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