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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培育：困境与突破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方式，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对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整合，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出台，构建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填补国家监督制度空白，我国的法律体系日益健全。

然而，在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法律信仰缺失的问题逐渐凸显。法律信仰，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知晓，更是内心深处对法律的尊崇与信赖，将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的依据。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在其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提出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经典论断，深刻阐述了法律信仰对于法治社会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诸如“信访不信法”现象屡见不鲜，部分群众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寻求信访等其他方式，这反映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不足；一些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惜违反法律法规，进行不正当竞争、环境污染等行为，这表明法律在其心中并未树立起应有的权威。这些现象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现状，而这种缺失严重阻碍了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多样，对法治的需求更为迫切。此时，培育民众的法律信仰显得尤为重要且刻不容缓。从理论层面来看，对中国法治建设中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法学理论体系。传统法学理论往往侧重于对法律条文、法律制度的研究，而对法律信仰这一精神层面的要素关注相对不足。深入探讨法律信仰，能够填补这一理论空白，使法学理论更加全面、系统，促使我们从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化、法律与道德等多个维度去思考法律现象，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为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研究法律信仰对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灵魂，而法律信仰是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培育路径，可以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有助于挖掘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精神，如“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思想，使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融合，丰富法治文化的内涵，能够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体系，增强法治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在实践方面，研究法律信仰问题对解决现实法治问题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司法公信力不高、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法律信仰缺失有关。通过研究，可以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如加强普法教育，创新普法方式，提高普法效果，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为法律信仰的培育奠定基础；优化司法体制，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增强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树立法律权威。此外，培育法律信仰对于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法律信仰能够促使民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当民众信仰法律时，他们会将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参与法治实践，如依法维权、监督执法等。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还能为法治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法律信仰的研究历史较为悠久，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法治的概念，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一观点虽未直接提及法律信仰，但强调了民众对法律的服从以及良法的重要性，为后世法律信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古罗马时期，法律与宗教、道德紧密相连，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宗教和道德的敬畏。罗马法学家们将法提升到伦理理性的高度，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对法律的尊崇和信赖可视为法律信仰的早期表现形式。

在近代，西方学者对法律信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其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他认为法律不仅包含理性和意志，还蕴含着情感、直觉和献身精神，法律与宗教在起源、仪式、传统和价值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律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精神基础，这一理论引发了学界对于法律信仰内涵、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广泛研究。

国内对法律信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学者们围绕法律信仰的内涵、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