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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引言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官作为司法裁判的核心主体，其职务行为的合法性与公正性直接关系到这道防线的稳固性。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少数司法工作人员因利益诱惑、认知偏差或外部干预，可能实施违背法律规定、歪曲事实的裁判行为，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破坏司法权威。为规制此类行为，我国刑法设立了“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特定情节下的枉法裁判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畴。本文将围绕该罪名的立法逻辑、构成要件、司法认定难点及防治路径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理解该罪名的实践价值提供参考。

一、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概念与立法沿革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一概念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其一，行为发生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区别于刑事审判中的徇私枉法罪；其二，行为表现为“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即裁判结果与客观事实、法律规定存在根本性偏离；其三，需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二）立法背景与沿革

我国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规制由来已久。1979年《刑法》仅规定了“徇私舞弊罪”，未对民事、行政领域的枉法裁判行为单独设罪。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诉讼案件数量激增，民事、行政审判中的枉法裁判现象逐渐显现，原有的“徇私舞弊罪”因涵盖范围过宽、针对性不足，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求。1997年《刑法》修订时，在第399条增设了“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与刑事诉讼中的徇私枉法罪并列，形成对不同诉讼领域司法渎职行为的分层规制。此后，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对该条进行部分调整，但未改变其核心要件；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明确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处罚情形，完善了该罪的刑罚梯度。

（三）立法价值与现实意义

该罪名的设立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通过刑事威慑强化对司法权力的监督，防止审判权滥用；另一方面，为受侵害的当事人提供终极救济途径，弥补民事、行政诉讼中程序性救济（如上诉、再审）的不足。在现实层面，随着“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该罪名成为倒逼法官依法履职的重要制度工具，对维护司法公信力、构建法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构成要件解析

（一）犯罪客体：司法公正与当事人权益的双重侵害

该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司法公正的公信力，也包括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律信任的基础，枉法裁判行为直接破坏这一基础，导致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合理性产生质疑，甚至引发信访、闹访等社会问题。同时，枉法裁判可能使一方当事人因错误裁判丧失财产、资格等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例如，在某合同纠纷案件中，法官因收受一方贿赂，故意遗漏关键证据，判决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既损害了司法权威，也使守约方遭受数十万元经济损失。

（二）客观方面：“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具体表现

客观方面是该罪认定的关键，需从“行为方式”和“情节严重”两个维度把握。

行为方式上，“违背事实”主要指故意歪曲、隐瞒、伪造案件事实，如对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予采信，对明显虚假的证据予以采纳；“违背法律”则包括错误适用法律条文、规避应当适用的法律、曲解法律原意等。例如，在行政赔偿诉讼中，法官明知某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却以“原告起诉超过期限”为由驳回赔偿请求，而实际上原告起诉期限因不可抗力依法应予延长，此即典型的“违背法律”裁判。

“情节严重”是入罪的必要条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情节严重”主要包括：枉法裁判造成当事人直接经济损失重大（如超过50万元）；导致当事人自杀、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多次枉法裁判或对多起案件枉法裁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如引发群体性事件）等。这些标准既考虑了物质损害，也涵盖了非物质的社会危害性，确保了入罪的合理性。

（三）犯罪主体：特殊主体的范围限定

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具体指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负有审判职责的人员，包括各级法院的法官、人民陪审员，以及参与案件讨论、审核、签发的审判委员会成员。需注意的是，司法辅助人员（如书记员、法警）若未实际参与裁判决策，一般不构成本罪主体；但如果其与法官通谋，协助实施伪造证据、篡改笔录等行为，可作为共犯论处。例如，某基层法院书记员受主审法官指使，将关键证人的证言笔录由“亲眼所见”篡改为“听说”，导致裁判结果错误，该书记员可被认定为共犯。

（四）主观方面：直接故意的认定标准

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裁判行为违背事实和法律，仍希望或放任错误裁判结果的发生。过失不构成本罪，如因法律理解偏差、证据审查疏忽导致的错误裁判，属于工作失误，应通过内部问责或国家赔偿程序处理，而非刑事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