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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电信诈骗定罪

引言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犯罪呈现高发态势。这类犯罪以非接触方式实施，利用话术诱导、技术伪装等手段，针对不特定群体精准“围猎”，导致大量群众财产受损，甚至引发自杀、家庭破裂等严重社会后果。相较于传统诈骗，电信诈骗的跨区域性、技术隐蔽性和被害人分散性更突出，对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威胁更甚。在此背景下，《刑法》作为打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关于电信诈骗的定罪规则不仅是惩治犯罪的法律依据，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财产安全的重要支撑。本文将围绕《刑法》对电信诈骗的定罪规则展开系统分析，从法律界定、定罪标准到司法实践难点，层层深入，揭示其背后的立法逻辑与社会价值。

一、电信诈骗的法律界定

要准确理解《刑法》对电信诈骗的定罪规则，首先需明确其法律概念与特征，厘清与传统诈骗的区别，并梳理相关法律依据。

（一）电信诈骗的概念与核心特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电信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通讯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手段的技术性。犯罪嫌疑人主要依托通讯工具（如手机、网络电话）、互联网平台（如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技术载体实施诈骗，区别于传统诈骗的“面对面”接触。例如，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利用钓鱼链接窃取信息、在直播平台虚构“中奖”场景等，均是典型的技术手段应用。

其二，对象的不特定性。与传统诈骗多针对特定熟人或小范围群体不同，电信诈骗通过广撒网式传播（如群拨电话、批量短信）覆盖大量潜在被害人，具有“一对多”甚至“一对百万”的特征。

其三，行为的非接触性。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全程无需直接见面，仅通过虚拟空间完成“诱导-信任-转账”的诈骗链条，这使得犯罪痕迹更难追踪，也增加了被害人的防范难度。

（二）与传统诈骗的法律区分

尽管电信诈骗在本质上属于诈骗犯罪的一种，但其特殊性促使《刑法》及司法解释对其定罪规则作出特殊规定。传统诈骗通常表现为“一对一”的直接接触，如街头“碰瓷”、虚假销售等，被害人多因当面的虚假陈述产生错误认识；而电信诈骗的“非接触性”“技术性”特征，导致其社会危害性更广、犯罪成本更低、侦破难度更大。基于此，司法实践中对电信诈骗的定罪量刑往往采取更严格的标准。例如，在数额认定上，传统诈骗“数额较大”的标准一般为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而电信诈骗因涉及被害人众多、社会影响恶劣，部分地区可参照更低标准（如两千元）认定“数额较大”；在情节认定上，电信诈骗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等后果的，可直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三）法律依据的体系化梳理

《刑法》对电信诈骗的规制并非孤立条款，而是形成了以《刑法》第266条为基础、司法解释为补充的体系化规则。

《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该条款明确了诈骗罪的基本定罪量刑框架。

为应对电信诈骗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细化了电信诈骗的定罪标准。例如，《意见》明确“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列举了“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等从重处罚情节，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引。

二、电信诈骗的定罪标准

明确法律界定后，需进一步解析《刑法》对电信诈骗的具体定罪标准。这一过程需从犯罪构成要件、数额认定、情节认定三个维度展开，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严格审查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电信诈骗的定罪同样需满足这四个要件的要求。

客体要件：电信诈骗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嫌疑人通过欺骗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直接损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同时，此类犯罪频发还会破坏社会信任体系，影响群众对通信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安全感，因此其客体具有“单一直接性+社会间接性”的双重特征。

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电信技术手段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导致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例如，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要求“配合调查”、以“贷款审批”为名收取“保证金”、伪造“网购退货”链接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