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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理论探究

引言

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此条款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都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彰显法治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准确理解与适用该条款，既能保障公民在面临严重不法侵害时敢于行使防卫权，又能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一、刑法典第20条第3款与前两款关系之辨析

对于刑法典第20条第3款与前两款的关系，理论上主要存在独立说、放宽说和提示说三种见解。

独立说认为第3款独立于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不受前两款条件制约。然而，该观点与刑法规定不符。第3款明确要求是“采取防卫行为”，而防卫行为的成立必然要符合第1款、第2款所规定的防卫行为成立条件。例如，防卫行为需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一基本条件是贯穿于整个正当防卫条款的。若认为第3款独立，那么就可能出现防卫行为无需满足正当防卫基本前提的荒谬结论。

放宽说主张第3款是对第2款有条件的放宽性规定，即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限度上放宽至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仍可成立正当防卫。但这种观点存在问题。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是为赋予公民在特定情形下的救济权，保护其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非有意放宽条件让防卫人肆意以暴制暴。无限防卫权虽然针对严重暴力犯罪，但生命权作为最重大法益，刑法也不会不顾及而纵容防卫人随意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

提示说认为第3款是对第1款、第2款的进一步提示性阐明。该观点具有合理性。其一，第3款的特别防卫行为本质上属于防卫行为，必然受防卫行为基本成立条件制约。其二，即便没有第3款规定，对于实施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情况，按照第2款规定处理也应认定为正当防卫。第3款的立法初衷是鉴于第2款对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较为笼统，为避免司法实践中随意性过大，降低实际适用功效而作出的特别规定。其三，选择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进行特别提示，是因为这些犯罪社会危害严重，在实践中受传统“人命关天”观念影响，民众和司法人员对防卫致死情形存在顾虑，作出提示性规定可打消民众顾虑，防止司法人员随意定罪。

二、刑法典第20条第3款中“暴力”的含义

（一）“暴力”是直接对人身实施物理力的行为

对于特殊防卫权所涉及的暴力犯罪中的“暴力”，学界研究相对有限。理论上对暴力解读方式多样，有的从个别犯罪零散诠释不同犯罪中的暴力及其程度，有的则宏观概括但缺乏依据和标准。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常将暴行分为最广义、广义、狭义和最狭义四种。其中，最广义暴行包括对人或物不法行使有形力的一切情况；广义暴行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对物行使有形力且对人的身体施以强烈物理影响时也构成；狭义暴行是对人的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最狭义暴行是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并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在特殊防卫语境下，这里的“暴力”应是直接针对人身实施的有形力量的打击，对物的暴行通常被排除在外。例如，在面临不法侵害人直接对身体进行拳打脚踢、持刀砍杀等行为时，属于这里的“暴力”范畴，而单纯砸毁财物等对物的暴力行为，若未对人身直接造成物理影响，则不符合该款“暴力”要求。

（二）暴力犯罪后的逃跑行为不属于暴力

在判断是否适用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时，要明确暴力犯罪后的逃跑行为不能认定为这里的“暴力”。该款旨在针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赋予公民特殊防卫权，当暴力犯罪行为结束，不法侵害人开始逃跑，此时人身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危险状态已基本消除。例如，不法侵害人实施抢劫行为后，抢得财物立即逃离现场，在其逃跑过程中，若防卫人继续对其进行攻击并造成伤亡，一般不能依据第20条第3款认定为正当防卫，因为此时不法侵害的暴力行为已结束，逃跑行为本身并非对人身安全的紧迫暴力威胁。

（三）“暴力可能造成的结果”的认定标准

“暴力可能造成的结果”的基本认定标准，应为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下一层级的一般损害结果，即重伤结果。从刑法设置特殊防卫条款的目的来看，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重伤结果对人身安全的侵害程度严重，且与死亡结果具有紧密关联性，当暴力行为有造成重伤可能性时，就足以表明其对人身安全的严重威胁。例如，不法侵害人持凶器对他人进行攻击，从其攻击手段和力度来看，极有可能造成重伤后果，即便最终未造成实际重伤，也应认定该暴力行为符合第20条第3款中对暴力程度的要求。

对于暴力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原则上应当站在一般人的立场考量。一般人处于防卫人当时的情境下，依据社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