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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特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判

在西方法律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曾占据重要地位，而哈特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对这一理论展开了深刻且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推动了法律理论的发展，也为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法律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

奥斯丁在《法理学的范围》中提出了法律命令说，其核心观点为：法律是主权者对臣民发布的以制裁为后盾的命令。在他的理论框架里，主权者是处于优势地位、能得到臣民普遍服从且不服从于他人的个人或群体；命令则是主权者所发布的带有义务性的指示；制裁是当臣民不服从命令时所面临的不利后果，是命令得以实施的保障。这一理论试图将法律简化为一种简单的命令结构，以明确法律的范围和本质。

哈特认为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存在诸多缺陷，他从法律的多样性、主权者的地位、法律的内在方面等多个维度对其展开了批判。

从法律的多样性来看，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无法涵盖所有类型的法律。法律命令说将法律视为主权者对臣民的命令，这种视角主要关注的是义务性法律，即要求人们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法律。但实际上，法律体系中还存在大量授权性法律，如关于订立合同、设立遗嘱、公司注册等方面的法律。这些授权性法律并非是“命令”，它们并未给人们设定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是赋予人们一定的权利和权力，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实施某些行为。例如，合同法赋予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权利，人们可以选择订立合同，也可以选择不订立，法律并不会对不订立合同的行为进行制裁。哈特指出，授权性法律与义务性法律在功能和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法律命令说将所有法律都归结为以制裁为后盾的命令，显然无法解释授权性法律的存在，这是其理论的一大局限。

就主权者的地位而言，奥斯丁对主权者的定义也难以自圆其说。奥斯丁认为主权者是不受法律限制、能得到臣民普遍服从的主体。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绝对的主权者。一方面，主权者往往也需要遵守法律，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不存在不受法律约束的主权者。例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也需要遵循宪法规定的程序和原则。另一方面，“普遍服从”这一概念也较为模糊，很难确定服从的程度和范围，在现实中，总会存在一些人不遵守法律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就失去了其效力。因此，奥斯丁关于主权者的设定与现实的法律状况并不相符。

法律的内在方面是哈特批判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奥斯丁的理论主要关注法律的外在表现，即主权者的命令和相应的制裁，将人们对法律的遵守仅仅视为一种出于对制裁的恐惧而产生的外在行为。而哈特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有效运行不仅依赖于外在的制裁，更依赖于人们对法律的内在接受。很多人遵守法律并非是因为害怕制裁，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律是合理的、应当遵守的，将法律视为自己行为的指导和准则。这种内在的接受态度是法律得以稳定存在和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例如，大多数公民会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被罚款或扣分，更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遵守交通法规对于保障道路安全和交通秩序的重要性。法律命令说忽视了法律的内在方面，无法全面地解释人们遵守法律的原因和法律的社会基础。

哈特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打破了将法律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促使人们从更丰富、更全面的角度去认识法律的本质。哈特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规则理论，区分了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强调了承认规则的重要性，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哈特的批判也推动了法学界对法律与社会、法律与道德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对后来的法律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哈特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判是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它揭示了法律命令说的局限性，为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法律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