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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承包合同纠纷及案例

引言

草地承包是草原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重要纽带，一份规范有效的承包合同既能保障牧民的合法权益，又能引导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然而，随着草原经济价值提升、政策调整及人口流动加剧，草地承包合同纠纷逐渐增多，涉及承包权归属、合同履行、补偿分配等多个领域。这些纠纷不仅影响牧民的生产生活，更可能引发群体性矛盾，对草原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生态平衡造成冲击。本文将围绕草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常见类型、深层原因、典型案例及解决路径展开分析，以期为相关主体提供参考。

一、草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常见类型

（一）承包权归属争议

承包权归属争议是草地承包纠纷中最基础也最复杂的类型，多源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登记管理不规范。例如，早期草地承包多通过口头协议或村集体内部分配完成，未形成书面合同；部分牧民因搬迁、转牧等原因将草地转包他人，但未在发包方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还有家庭内部因成员增减（如婚丧嫁娶）引发的承包份额分割争议。这些情况导致“一地多主”现象频发——原承包方持有早期分配凭证，现实际使用方主张长期经营形成的权益，双方均难以提供完整的权利证明，给权属认定带来极大困难。

（二）合同履行中的违约纠纷

合同履行阶段的违约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承包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如未按时足额支付承包费、擅自改变草地用途（开垦为耕地、修建非农业设施）、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等；二是发包方未履行约定义务，如未按合同交付约定面积或质量的草地、干预承包方正常经营（强行指定养殖种类）、单方面提高承包费用等。例如，某牧民承包集体草地用于放牧，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期内不得开垦”，但承包方为增加收入私自开垦部分草地种植作物，发包方发现后要求解除合同并索赔，双方因此对簿公堂。

（三）征收补偿分配矛盾

随着草原生态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草地被征收或征用的情况增多，补偿款分配成为纠纷高发点。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发包方（村集体）与承包方的分配争议，如村集体以“草地所有权属集体”为由截留大部分补偿款，仅向承包方支付少量安置费用；其二，承包方家庭内部的分配争议，如承包户去世后，其子女因补偿款继承比例产生分歧；其三，转包关系中的补偿争议，原承包方将草地转包给第三方后被征收，原承包方主张“承包权归己”要求全部补偿，转包方则以“实际投入”为由要求分割补偿款。

（四）生态保护义务冲突

近年来，国家对草原生态保护的要求日益严格，草地承包合同中通常会约定“禁牧”“轮牧”“草畜平衡”等义务。但部分承包方为追求短期收益，超标准放牧或拒绝配合生态治理措施（如拒绝建设人工草场），发包方或行政部门依据合同要求其整改甚至终止承包关系时，承包方常以“合同未明确违约责任”“整改成本过高”为由抗辩，引发纠纷。例如，某地区因草原退化启动禁牧政策，要求承包方减少牲畜数量，但部分牧民认为禁牧导致收入骤降，拒绝执行合同中的生态条款，最终演变为群体性纠纷。

二、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法律与合同条款的模糊性

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等法律对草地承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具体操作中仍存在模糊空间。例如，法律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擅自收回承包地”，但对“特殊情形”（如生态保护需要）下的收回程序与补偿标准未明确；对转包、出租等流转行为的登记效力，仅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实践中“善意第三人”的认定缺乏具体标准。此外，许多基层草地承包合同为手写或口头形式，条款笼统（如仅写“承包草地若干亩”，未标注四至范围、质量等级），对违约责任、变更解除条件等关键内容约定不清，为纠纷埋下隐患。

（二）行政管理与监管的缺位

草地承包的行政监管涉及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容易出现“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一方面，草地确权登记工作推进不均衡，部分地区仍存在“台账与实际不符”“证地不一”现象，承包方手中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可能与实地范围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日常监管薄弱，对承包方是否按约定使用草地、发包方是否滥用权力等行为缺乏动态跟踪，往往等到纠纷爆发后才介入，增加了调解难度。例如，某村集体将同一地块先后承包给两户牧民，因登记系统未及时更新，导致双方持有“有效”合同，最终引发冲突。

（三）利益驱动与观念差异

随着草原旅游、特色养殖等产业兴起，草地的经济价值显著提升（如优质牧场的承包费十年间上涨数倍），围绕草地的利益争夺日益激烈。部分发包方受短期利益驱使，试图通过“重新发包”“提高承包费”等方式收回已承包的草地；部分承包方则为获取更高收益，不惜违反合同约定改变草地用途。同时，牧民的法律观念存在两极分化：部分老年牧民仍依赖“村规民约”，认为“口头协议同样有效”，对书面合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年轻牧民虽有法律意识，但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未意识到“不得改变用途”“生态保护义务”等条款的强制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