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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国际法争议

引言

日本单方面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计划以来，围绕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争议持续发酵。从国际法视角看，该事件不仅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伦理，更触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以下简称《伦敦倾废公约》）等核心国际法律文件的适用问题。争议的焦点集中于：日本是否履行了国际法规定的污染预防义务？其风险评估是否符合国际标准？是否充分尊重了周边国家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福岛核污水排海的具体合法性判定，更关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国家主权”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平衡原则能否得到有效维护。

一、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国际法适用基础

要评判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的合法性，首先需明确其应遵守的国际法框架。当前国际社会针对海洋环境保护已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法律体系，其中最具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于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目前已有168个缔约国（包括日本），其核心目标是“确保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此外，《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日本为缔约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纲领》等专项公约和文件，也为核污水排海的合法性审查提供了具体规则。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核心约束

《公约》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对沿海国的海洋环境保护义务作出了系统规定。其中，第192条明确要求“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第194条进一步强调，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且这些措施“应包括为保护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和其他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而有必要的措施”。

具体到核污水排海这类“来自陆地来源的污染”，《公约》第207条特别规定：“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陆地来源的海洋污染”，且“应考虑到国际上议定的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这意味着日本作为沿海国，不仅需遵守国内环保法规，更需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环保标准纳入其决策依据。

（二）《伦敦倾废公约》的特殊限制

《伦敦倾废公约》以“禁止向海洋倾倒有害物质”为核心原则，其1996年议定书进一步将“放射性废物”列为“禁止倾倒的物质”。尽管日本声称核污水经处理后已转化为“氚水”，不属于“放射性废物”，但公约对“倾倒”的定义是“从船舶、飞机、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结构故意处置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福岛核污水排海本质上是“通过管道向海洋排放放射性物质”，符合“倾倒”的行为特征。因此，日本需证明其排海行为符合公约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为了避免对人类健康或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损害而必须进行的倾倒”，且需提供“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持这一必要性。

二、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具体国际法争议

基于上述法律框架，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在污染预防义务履行、风险评估标准、国际合作要求三个关键维度上，与国际法规定存在明显冲突。

（一）污染预防义务：是否达到“最佳可行技术”标准？

《公约》第194条第2款要求各国在防止海洋污染时，“应使用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所谓“最佳可行技术”，指在特定时间内可得的、能有效防止或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的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则强调技术应用需综合考虑环境效益与经济成本。

日本宣称其使用的“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可将核污水中62种放射性物质（除氚外）的浓度降至日本国家标准以下。但国际社会质疑的核心在于：其一，ALPS技术的实际处理效果是否稳定？有数据显示，截至某时间点，福岛核电站存储的130余万吨核污水中，仅约70%经过ALPS处理后满足日本标准，其余30%仍需二次处理；其二，“日本国家标准”是否等同于“国际最佳标准”？例如，关于氚的排放限值，世界卫生组织（WHO）饮用水标准为每升1000贝克勒尔，而日本设定的海洋排放限值为每升60000贝克勒尔（约为WHO标准的60倍）。这种“双重标准”是否符合《公约》要求的“国际上议定的规则、标准”？

（二）风险评估：是否满足“充分科学依据”要求？

《公约》第204条规定，各国“应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进行监测”，并“应经常向主管国际组织提交这种评估的结果”。《伦敦倾废公约》也要求，任何倾倒行为需以“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其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损害”。

日本虽提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评估报告，称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但该报告存在明显局限性：其一，IAEA的职责是“核安全”评估，而非“海洋环境影响”评估，其报告未涵盖放射性物质在海洋中的扩散路径、生物富集效应、对渔业资源的长期影响等关键环境问题；其二，IAEA的评估依赖日本提供的基础数据，其独立性受到质疑。例如，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