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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扩容对全球治理的代表性提升

引言

全球治理体系自二战后形成以来，长期面临“代表性赤字”难题——以传统西方大国为核心的治理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占世界人口多数、地域面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诉求。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诞生起便被赋予“打破治理垄断、推动更包容治理”的历史使命。近年来，随着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等五国正式加入金砖，这一机制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容。此次扩容不仅是金砖自身影响力的延伸，更通过吸纳多元主体、拓展议题覆盖、强化南南协作，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代表性基因，推动治理格局从“少数主导”向“多元共商”迈出关键一步。

一、金砖国家的代表性基因：从初创到扩容的内在逻辑

（一）初创阶段：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声的平台雏形

金砖机制的前身“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于21世纪初问世时，正值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历史节点。这些国家虽分属亚、非、拉、欧四大洲，却共享“非西方主导”的发展背景——既非传统G7成员，又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长期处于“规则接受者”地位。它们的合作从最初的经济数据共享起步，逐步扩展至贸易投资、气候变化、金融稳定等领域，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以机制化方式，在全球舞台上表达共同利益诉求。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金砖国家联合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推动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6%的份额，这一行动直接触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矛盾，初步展现了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声的影响力。

（二）扩容准备期：代表性不足的现实倒逼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南方”（指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南半球及部分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但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速度明显滞后。以世界银行为例，其投票权分配仍过度向欧美国家倾斜，非洲国家整体投票权不足6%，而非洲人口占全球17%以上。金砖机制虽在初创阶段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成员覆盖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地域上集中于“大块头”新兴经济体，对中小规模发展中国家、资源型国家、区域枢纽国家的代表性不足；议题上偏重经济合作，对减贫、基础设施、文化交流等“发展中国家关切”的覆盖深度不够。这种“代表性缺口”既限制了金砖机制的全球影响力，也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参与诉求形成矛盾，扩容成为必然选择。

（三）扩容决策：代表性提升的主动选择

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正式通过扩员决议，标志着机制从“内部协作”向“开放包容”转型。此次扩容的标准明确指向“代表性”：新成员需来自不同大洲，覆盖更多发展中国家类型；需具备区域影响力，能成为所在地区的“治理桥梁”；需认同金砖“非对抗、共发展”的合作理念。这种主动选择不仅回应了国际社会对金砖“扩容正当性”的期待，更从源头上确保了新成员的加入能真正增强机制的代表性，而非简单扩大规模。

二、扩容后的金砖：全球治理代表性的多维提升

（一）地域覆盖：从“大区域支点”到“全南南网络”

扩容前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虽横跨亚、非、拉、欧，但在具体区域覆盖上存在空白：中东地区缺乏直接成员，北非仅南非（位于非洲南部）作为代表，南美仅有巴西一国。此次新增的沙特（西亚）、埃及（北非）、阿联酋（西亚）、阿根廷（南美）、伊朗（西亚），恰好填补了这些空白。例如，埃及作为北非人口最多的国家（超1亿），其加入使金砖在非洲的覆盖从南部延伸至北部；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与巴西形成“南美双引擎”；沙特、阿联酋、伊朗则构成中东核心国家集群。这种地域分布的完善，使金砖机制能够更精准地反映“全球南方”各区域的实际需求。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扩容前金砖国家对沙漠治理、干旱应对的经验主要来自中国（西北地区）和南非（卡拉哈里沙漠），而沙特、埃及等国在沙漠生态修复、海水淡化技术上的实践，为金砖在气候治理中增加了“干旱区国家视角”，使相关政策建议更具普适性。

（二）发展模式：从“新兴市场共性”到“发展路径多样性”

金砖原有成员虽同属新兴经济体，但发展模式各有特点：中国以制造业和数字经济见长，印度依赖服务业和人口红利，巴西依托资源出口和农业，俄罗斯以能源和重工业为支柱，南非则是矿产与金融的结合体。此次新增成员进一步丰富了“发展模式库”：沙特正推动“2030愿景”，试图从单一能源出口国转向多元化经济；埃及聚焦苏伊士运河经济带建设，打造物流与制造业枢纽；阿联酋在保持能源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航空航天产业；阿根廷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正在探索农业现代化与绿色经济的结合；伊朗则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制裁环境下发展出独特的“内循环经济”。这些差异显著的发展路径，使金砖机制能够更全面地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例如，在讨论“资源型国家转型”议题时，俄罗斯（传统能源转型）与沙特、阿联酋（新能源布局）的经验互补，为其他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提供了“传统能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