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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年词史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载体，词从生成、发展到兴衰交替，最终在新文学运动中退出文人抒情言志的主流文体行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生命历程。对于词的发展历程，学界有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在笔者看来，要把握自唐至清千年词史的演变历程，客观呈现词在各演变阶段中的不同状态与功能，需要强化词的源流正变、词的体性构成、词的体性运行三个方面的探赜。

??词的源流正变

??词原本是一种成熟的音乐文学样式，经过长期孕育，至晚唐温庭筠始告确立。收录以温庭筠为首的18家500首小令的《花间集》，被后世视为文人词的“宗祖”。北宋李之仪明确指出，作词“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南宋陈振孙谈及《花间集》时也说：“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他们所说的“祖”或“宗”，就是“正宗”的意思。《花间集》所载之词是“正宗”的范本，按照这一范本所作的词就是正体。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总结了词之正体的体性特征，也就是所谓“本色”。

??然而，正如南宋陈模所说：“‘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不足于启人意。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清风也哉！”词人的情感并非仅“花间词”中的“风情”一种，词也不可能始终像“花间词”那样“婉娈”不变。苏轼为了走出“风情”之域，打破“婉娈”体性的束缚，“以诗为词”，开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创作历程，为词坛“指出向上一路”，形成了以“豪放”为体性的非本色的变体，揭开了与正体相并而行的序幕；至辛弃疾，变体得到进一步拓展与光大。

??面对词的源流正变，词学界持有不同认识。早在北宋，苏轼词就被视为“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人们既承认其成就之高，又感叹其失本色之正。明代王世贞甚至认为，词须“宛转绵丽”之正，“乃为贵”，“至于慷慨磊落”之变，则“不作可”。自明代以来，不少词论者又以正与变为标志，判断词的兴与衰。王国维明确提出，“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他认为：五代、北宋词，合乎本色之正，为词的兴盛时期；至南宋，词流为非本色之变，进入了衰替阶段。

??当然，自宋以来，不乏正、变兼重的词论家。陈模既承认词“当以委曲为体”，又认为变体为词坛注入“万古清风”，是词的一种进步。清初，王士禛、邹祗谟合作编选《倚声初集》，收录自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的词人词作，展示“为体与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历史。所谓“体”，就是王士禛在《倚声初集序》中所说的从五代李煜到北宋秦观，再到南宋史达祖等人笔下的正体，以及始于苏轼、盛于辛弃疾的变体，但他主张“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邹祗谟则以书体史上的“篆籀变为行草”为喻，强调从正到变是词体内部的一种运作，并不存在“前工而后拙”的问题。

??词的正变之争肇始于宋代，盛行于明清和近代。其中以本色之正“为贵”，唯正是尊，甚至视之为词兴盛的标志，属于审美判断，缺乏对词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认知。源自《花间集》的词之正体，固然含蓄蕴藉，如莹冰晖露，不著迹象，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但始于苏轼的变体所具有的横放杰出、气象恢宏的气韵，同样给人以强烈的审美享受。从正到变，不仅是词体内部的一种自然运作，更是构成千年词史的两大不可或缺的基石。

??词的体性构成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认识正、变两体的体性，构成体性的要素又是什么？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屈原的楚辞，后世“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所谓“模范”就是规范或范式，由体格、语体、体性诸要素构成。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将诗文总结为八大体性，并归纳每一体性的构成要素。如“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由以镕裁经诰中的雅驯辞语为语体、依傍儒家立论而义归正直为体格内涵，构成“典雅”体性。相应的语体在表现相应的体格内涵中，形成了相应的体性。体格、语体与体性三者互为表里，构成自洽自立的规范体系。词的体性规范同样如此。

??在词学批评史上，明代张綖提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后，辨体析派日趋系统。谢章铤所辨析的“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醇雅”，代表了清代词学批评的三大范畴。其中的“婉丽”又称“婉约”“婉娈”；“豪宕”也称“豪放”“雄肆”；“醇雅”或称“雅正”“典雅”。称呼不尽相同，指向却一，分别指唐宋词在源流正变中先后形成的三大体性。这三大体性均由体格与语体两大要素构成，规范词人的具体创作，却不影响词人创作个性的发挥。

??史称早期文人词既“婉约”又“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所谓“厥品颇卑”，就是指体格内涵上的格调不高，“绮语”即王世贞所说“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之语，源自《花间集》。《花间集》中的体格内涵主要为男女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