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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解读中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

引言

行政诉讼作为“民告官”的法定渠道，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手段。而受案范围作为行政诉讼的“入口”，直接决定了哪些行政争议能够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既关系到公民权利的保障边界，也影响着行政权力的规范程度。从立法逻辑看，《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划定，本质上是在“保障私权”与“监督公权”之间寻求平衡的制度设计。本文将以法条文本为基础，结合立法演变、实务争议与理论探讨，系统解读《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核心内容与实践指向。

一、受案范围的立法演变：从封闭列举到开放包容

（一）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限定

我国首部《行政诉讼法》于上世纪80年代末颁布时，受当时法治环境与理论认知的限制，对受案范围采取了“肯定列举+概括兜底”的立法模式，但核心限定于“具体行政行为”。原法条第11条列举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等8类可诉情形，同时以“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作为兜底。这种规定的历史合理性在于：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以具体、直接的行政行为为主，立法需聚焦实践中最常见的争议类型；另一方面，司法审查能力尚在培育阶段，过宽的受案范围可能超出法院承载能力。

但这一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边界模糊，理论界对其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如对象是否特定、效力是否反复适用）存在长期争议；列举式规定难以覆盖新型行政争议，例如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等行为，因未被明确列举而常被排除在受案范围外；“人身权、财产权”的兜底限制，导致教育权、劳动权等其他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受阻。

（二）2014年修订：“行政行为”替代“具体行政行为”的突破

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被视为受案范围扩大的重要转折点。修订后的法条将原第2条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并在第12条将可诉情形扩展至12类，同时将兜底条款调整为“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增加“等”字）。这一调整的核心意义在于：

其一，“行政行为”的表述突破了“具体”与“抽象”的严格区分，为后续司法解释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附带审查范围埋下伏笔；

其二，列举类型的扩展回应了社会发展需求，例如新增“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等情形，将行政协议争议明确纳入受案范围；

其三，“等合法权益”的表述意味着受案范围不再局限于人身权、财产权，为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其他权益的司法救济打开了空间。

（三）2018年司法解释：受案范围的进一步细化

为配合2014年《行政诉讼法》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对受案范围作出更具体的界定。例如，明确“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解决了实践中“授权组织”行为的可诉性争议；细化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将“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作为核心要件，区分于民事合同；同时，针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可诉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实际影响”的判断标准（如是否直接设定权利义务、是否导致权益变动）。这些细化规定，使受案范围的边界从“立法文本”走向“实践操作”，增强了法律的可适用性。

二、现行法下受案范围的核心内容：法定可诉与法定排除

（一）法定可诉的行政行为类型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及《行诉解释》，可诉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行政处罚行为：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相对人实施的惩戒性措施，如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拘留等。此类行为因直接影响相对人的财产权或人身自由，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可诉情形。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对某企业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处罚，企业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强制行为：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财物）和行政强制执行（如拍卖查封财物抵缴罚款）。由于行政强制具有即时性、强制性特征，法律明确其可诉性以防止权力滥用。

行政许可行为：涉及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申请从事特定活动的审查与批准，如营业执照核发、资质证书授予等。实践中，“不予许可”“拖延许可”“违法变更许可”等情形均可能引发诉讼。

行政协议行为：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相对人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如政府与企业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征收补偿协议等。《行诉解释》明确，行政机关不履行协议、单方变更协议等行为，相对人可提起诉讼。

行政不作为：指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但拒绝履行或拖延履行的情形，如公民申请办理社保手续遭推诿、请求保护人身安全未获回应等。此类诉讼的关键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