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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支付语境下偷换二维码侵财犯罪的多维审视与精准定性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型支付方式如移动支付、二维码支付等凭借其便捷性、高效性，迅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主流支付手段。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我国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已超过100万亿元，其中二维码支付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支付方式极大地提升了交易效率，改变了传统的支付格局。然而，随着新型支付方式的普及，利用支付技术漏洞实施的侵财犯罪也日益猖獗，给消费者和商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其中，偷换二维码侵财犯罪呈现出多发频发的态势。犯罪分子往往趁商家不备，将商家的收款二维码替换成自己的二维码，致使顾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本应支付给商家的款项转入犯罪分子账户。这种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商家和顾客的财产权益，也严重扰乱了市场交易秩序，破坏了公众对新型支付方式的信任。

准确认定偷换二维码侵财犯罪的罪名，在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层面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统一且准确的罪名认定能够确保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公正性，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增强司法公信力。例如，在2017-2021年间，我国发生的偷换二维码案件超过10万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元，由于罪名认定存在争议，部分案件的处理结果引发社会关注。明确罪名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打击犯罪，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从刑法理论发展角度而言，深入研究此类犯罪的定性问题，能够丰富和完善刑法中关于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厘清盗窃罪、诈骗罪等相关罪名的界限，为解决新型犯罪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推动刑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随着数字支付的普及，网络欺诈等新型犯罪浪潮兴起。以瑞典为例，其在迈向“无现金社会”的进程中，现金使用量急剧减少，但网络欺诈和数字犯罪案件却大幅增加。2023年，犯罪分子通过网络骗局窃取了12亿瑞典克朗。国外对于新型支付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预防、技术防范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旨在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技术监管和国际协作来应对此类犯罪。然而，对于偷换二维码这种具有独特作案方式的犯罪定性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存在差异，相关案例和研究成果难以直接适用于我国。

在国内，随着新型支付方式的快速发展，偷换二维码侵财犯罪引发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该行为究竟应认定为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盗窃罪”说的支持者占多数，如周铭川教授认为，行为人获取商家财物的手段本质上是秘密窃取，应成立盗窃罪；叶良芳、马路瑶教授指出，店家负有保证支付设备安全和价款支付检验的义务，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柏浪涛教授从“处分意识”角度分析，认为偷换二维码行为成立盗窃罪，且盗窃对象是商家的财产性利益，即商家针对顾客的债权。而“诈骗罪”说中，张明楷教授提出新型三角诈骗类型，认为二维码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三角诈骗”，与传统三角诈骗的区别在于受骗人处分自己的财产；张庆立则支持成立顾客为受害人的一般诈骗罪。尽管国内在该领域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研究多局限于对传统盗窃、诈骗理论的套用，缺乏对新型支付方式下犯罪行为本质特征的深入挖掘；另一方面，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不够全面，未能充分考虑新型支付方式带来的法律关系变化。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将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大量偷换二维码侵财犯罪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如2017年福建省石狮市邹某偷换二维码案、李某在酒店和商店偷换二维码非法获利案等，从具体案例中提炼出争议焦点和关键问题，为理论分析提供实践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新型支付犯罪、财产犯罪等方面的学术文献、法律法规和司法判例，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全面了解研究现状，避免研究的盲目性和重复性。同时，采用比较分析法，对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模式、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等进行对比分析，明确两者在偷换二维码犯罪中的区别与联系，为准确认定罪名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综合考虑新型支付方式下的交易流程、法律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等多种因素，构建新的定性思路。突破传统理论局限，从民法和刑法交叉的视角，分析偷换二维码行为对买卖双方权益的影响，以及该行为在不同法律领域的评价，为解决此类犯罪的定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新型支付方式概述

2.1新型支付方式的类型及特点

2.1.1主要类型介绍

新型支付方式的类型丰富多样，移动支付凭借其便捷性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用户只需在手机上安装相应的应用程序，绑定银行卡，即可在各类消费场景中完成支付。在超市购物时，消费者无需携带现金或银行卡，打开手机支付应用，扫描商家提供的二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