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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清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清高曾是个褒义词，清高的人一般说来是受到敬重的。清高的“清”，意思比较明白，无非是为人清白正直，不搞邪的、歪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至于“高”的含义，则似乎不同于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之高，而是总要带上一点孤独乃至孤僻的意味，或者可以解释为孤高。因此，清高的名声首先总是落到遗世②寂居的隐土头上。

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据说唐尧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认为这话污染了耳朵，因而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此事不知真假，但在古代却传为美谈。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赞，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道理虽然说不清，但关于许由的美谈却事实上给清高规定了一个模式，即凡是显贵的人是不大可能得到清高之名的；后来显贵又扩大为富贵，即清高是与富贵无缘的。例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是可以称为清高的；后来辅佐刘备，成为蜀汉丞相，在后人心目中德高望重，近乎完人，却无人说他清高。汲黯③、苏武④、魏征、颜真卿⑤、史可法⑥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当然，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评价之高是非清高二字可比的。

在历史上被称为清高的人中，陶渊明大约要算突出的了。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现在有新解，姑置勿论），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以“力耕”谋取“衣食”。这种情况与富贵绝无因缘，在古人心目中乃成为纯正的清高。

不过，从陶渊明这个清高模式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固然决定了他是否有清高之“实”；但如果在“实”之外还能享有清高之“名”，那就还得有一边不平凡的本事才行。陶渊明除了真正清高之外，还能写一手好诗，用来言志抒情，因而实至名归，成为清高的典型。其后，像林和靖①、倪云林②等人，也都因具有才艺专长，才成为著名的清高之人。例如林和靖“梅妻鹤子”，隐居杭州孤山，固然很清高；但也要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咏梅绝唱，才能成为名人。倪云林隐居无锡惠山，为人有点怪癖，但他的画脱尽烟火气，确有独特风格，所以连怪癖也一同被传诵了。当然，真正清高的人是根本不在乎成名的。例如传说中的老子就特别强调“无为③”，彻底无为就不可能有名；但他不知为什么竟肯费心撰写《老子》（作者原注：即《道德经》）五千言，而且还用押了韵的文句采写，终于享有大名。这种想无名而终于有名的现象，其原因大概一则因为历史需要树立清高的样板，而这类样板又只能通过才艺成果的传扬来树立；假如无所表现，也就无从传扬了。二则因为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至于那才艺是否适合做官的要求，古人往往是不加深究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只要有才便可以做官。

清高是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这种情况结合实例来看比较清楚。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还敢公然声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本人又很希望得到清高之名；然而他却终于未成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且他有了做官的可能便得意地声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④”；没了官做则又傲然声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⑤”，“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诸如此类的话，就很难和清高挂钩了。不过，李白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不但形象思维功夫好，而且天真罄⑦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没成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实例只是说明古人评定清高的样板是相当严格的。

另一个实例则说明清高的模糊性，那就是孟浩然。他本来也是想做官的，试看《临洞庭上张丞相》一诗，他在写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雄劲的名句后，接着就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后来做不成官，还不无牢骚，所以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①”，“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②”之类的话。但孟浩然一生既未做官，而且《唐书·孟浩然传》还记述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同赴京师，欲荐于朝廷；可是孟浩然却因与故人喝酒喝得高兴，竞至失约，还说“业已饮，何恤他！”可见他对做官也有不在乎的一面。特别是归隐之后，在寂寞心情中，也多有恬淡③之意。这样看来，孟浩然是理应成为一个清高样板的；而且有人也的确这样认为，试看李白的《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自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作者原注：“醉月”句用《魏志，徐邈传》典，暗指孟浩然因剧饮违韩朝宗之约事。）可见在李白心目中，孟浩然的清高是极为突出的；然而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