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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制中的“行卷”制度与人才选拔

引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政治制度的成熟与文化的繁荣交相辉映。作为选官制度的核心，科举制自隋代创立、唐代完善后，成为打破魏晋以来门阀垄断、吸纳寒门才俊的重要渠道。然而，唐代科举并非完全依赖“一考定终身”的考试成绩，而是存在一套独特的补充机制——“行卷”制度。这种由举子主动向达官贵人、文坛名流呈送个人作品以获取推荐的行为，既是唐代社会文化土壤孕育出的特殊现象，也是科举制在人才选拔中“考试+荐举”双轨并行的典型体现。本文将从行卷制度的起源与内涵、运作机制、社会影响等维度展开分析，探讨其在唐代人才选拔中的独特作用与历史启示。

一、行卷制度的起源与内涵：科举制的补充性机制

（一）行卷制度的历史渊源

行卷制度的形成，与唐代科举制的特点及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唐代科举以进士科最受重视，但考试内容主要为帖经、诗赋、策论，其中帖经考察对儒家经典的记忆，诗赋侧重文学创作能力，策论则检验对时务的分析能力。然而，单一的考试形式存在明显局限：帖经易考察“死记硬背”而非真才实学，诗赋可能因临场发挥失常埋没人才，策论的评判又易受考官主观影响。在此背景下，唐代统治者保留了魏晋以来“荐举”的传统，允许举子通过“行卷”主动展示才华，为科举考试提供参考依据。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唐代是一个重视“声名”的时代。文人群体以诗赋创作为荣，达官贵人与文坛领袖常以“奖掖后进”为雅事。例如，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等人便多次为后辈写荐文，这种“以文会友”的风气为行卷制度提供了土壤。此外，唐代交通与印刷技术的进步（如雕版印刷初步发展），使举子能够更便捷地抄写、传播自己的作品，也为行卷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二）行卷的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

所谓“行卷”，即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时称“举人”或“举子”）在考试前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如诗、赋、散文、策论等）抄写为卷轴，呈递给中央或地方有影响力的官员、学者，以求得对方的赏识与推荐。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举子通过“自我展示”弥补科举考试的局限性，使考官在阅卷时对其才华有更全面的了解。

行卷与汉代“察举制”中的荐举不同，后者是官员主动考察人才并推荐，而行卷是举子主动“推销”自己；与宋代以后完全以考试成绩为准的科举也不同，唐代科举的录取标准是“成绩+声名”的结合。正如《唐摭言》所记：“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有老于文场者，亦所不惜。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语。然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进士科的竞争激烈促使举子必须通过行卷扩大声名，增加录取砝码。

二、行卷制度的运作机制：从准备到反馈的完整链条

（一）行卷的准备：作品的选择与包装

行卷的第一步是“作品准备”。举子需精选自己最得意的文章，汇编成卷轴。这些作品需兼顾文学性与思想性：诗赋要语言优美、意境深远，策论要针砭时弊、逻辑清晰。例如，白居易年轻时曾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诗行卷于名士顾况，顾况见其诗才后大为赞赏，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这一故事成为行卷成功的典型案例。

除了内容，卷轴的装帧也讲究。唐代纸张虽已普及，但优质纸张仍属珍贵，举子常选用光滑的麻纸或皮纸抄写，字迹要求工整美观，卷首题姓名、籍贯，卷尾有时附简短的自我介绍。部分家境优渥的举子还会请书法名家代抄，以提升卷轴的“视觉印象”。这种对细节的重视，反映出行卷不仅是才华的展示，也是对举子“修养”的综合考察。

（二）行卷的对象：从“座主”到“闻人”的选择策略

行卷的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时称“知贡举”）或其关系密切的官员（如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另一类是文坛领袖、社会名流（如诗人、学者、地方长官）。举子选择行卷对象时需谨慎：若直接向主考官行卷，可能被视为“请托”而遭反感；若向名流行卷，则可通过其声望间接影响考官。例如，中唐时期，韩愈、皇甫湜等文坛大家的推荐往往能让举子“名动京师”，考官在阅卷时也会特别留意这些被推荐者的试卷。

此外，行卷对象的选择还需考虑“相关性”。例如，擅长诗赋的举子会优先向诗人行卷，精于策论的则倾向于向注重实务的官员展示。这种“精准投放”策略，体现了举子对自身优势与目标受众的清晰认知。

（三）行卷的过程：从“初卷”到“温卷”的动态互动

行卷并非一次性行为，而是包含“初卷”与“温卷”的动态过程。“初卷”是举子首次向目标对象呈送卷轴，目的是建立初步印象；若未得到回应，举子会间隔一段时间后再次呈送新的作品（即“温卷”），以持续展示才华。例如，晚唐诗人杜牧曾向太学博士吴武陵呈送《阿房宫赋》，吴武陵读后大为惊叹，亲自向主考官推荐，最终杜牧高中进士。而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