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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生前预嘱法律规制的构建与完善：基于生命自主权的视角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转变，生前预嘱这一概念在我国逐渐受到关注。生前预嘱，作为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社会层面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癌症与慢性病的患病人数不断增加，临终患者的医疗照护问题愈发突出。传统的医疗模式往往侧重于延长生命，而忽视了患者在生命末期的生活质量和自主意愿。许多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承受着过度医疗带来的痛苦，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的时光。生前预嘱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它赋予患者在临终前自主选择医疗措施的权利，让患者能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保持尊严，减少痛苦。

从法律层面来看，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体系在生前预嘱方面存在一定的空白。虽然《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但在临终医疗决策方面，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来保障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这导致在实践中，患者的意愿往往难以得到充分尊重，医疗纠纷时有发生。因此，研究生前预嘱的法律规制，对于完善我国医疗法律体系，保障公民的生命自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够填补法律空白，为医疗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还能有效化解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生前预嘱的法律规制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理论研究成果。美国是生前预嘱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之一，早在1969年就提出了生前预嘱的概念，此后，各个州陆续通过立法承认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并对生前预嘱的制定、执行、变更和撤销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然死亡法》规定，成年人可以签署生前预嘱，指示医生在其处于终末期疾病或永久无意识状态时，停止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欧洲国家如德国、英国等也对生前预嘱进行了立法规范。德国民法典规定生前预嘱的设立人应当是有决定能力的成年人，有效的生前预嘱应当包含治疗状况描述和医疗救治措施等双重内容，且这两项内容要满足确定性要求，否则生前预嘱不发生效力。

在国内，生前预嘱的研究相对较新，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22年6月，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第七十八条提及的“生前预嘱”制度，使深圳成为我国首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这一举措引发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围绕生前预嘱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实施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有学者认为，生前预嘱是患者对自己生命权的一种处分，具有准法律行为的性质；也有学者指出，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应当得到明确，同时需要建立完善的登记与保管机制，以确保其有效执行。然而，目前国内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深圳立法的解读和分析上，对于生前预嘱在全国范围内的立法推广和实施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对于生前预嘱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前预嘱在我国的法律规制问题，试图提出完善我国生前预嘱法律制度的建议。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我国生前预嘱的法律规制问题。一是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的法律法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梳理生前预嘱的法律规制现状，分析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生前预嘱的立法文件、学术著作以及期刊论文的研究，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生前预嘱法律规制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动态。

二是案例分析法，结合国内外典型的生前预嘱案例，分析在实践中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认定、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从实际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完善我国生前预嘱法律规制提供实践依据。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如美国某州的一起生前预嘱纠纷案件，以及我国深圳地区的相关案例，深入探讨生前预嘱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和挑战。

三是比较研究法，对比国外先进国家和地区生前预嘱的法律规制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其有益经验，提出适合我国的生前预嘱法律规制建议。对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生前预嘱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其立法模式、适用范围、生效条件等方面的特点，从中汲取对我国有益的经验。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法学、医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对生前预嘱进行全面分析。生前预嘱涉及到法律、医疗、伦理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单一学科的研究难以全面解决其复杂的法律规制问题。本文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力求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生前预嘱的本质和内涵，为构建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