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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厌恶心理对基金赎回行为的影响机制

引言

在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基金投资已成为大众参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途径。投资者的赎回决策不仅关系到个人资产配置效率，更影响着基金市场的流动性与稳定性。行为金融学研究表明，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心理因素会显著影响其决策过程。其中，损失厌恶心理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对基金赎回行为的影响尤为突出。本文将围绕损失厌恶心理的理论基础、作用路径及情境差异展开分析，揭示其对基金赎回行为的深层影响机制，为投资者优化决策提供参考。

一、损失厌恶心理的理论基础与行为特征

（一）损失厌恶的心理学本质

损失厌恶是行为金融学中“前景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该理论由心理学家卡尼曼与特沃斯基提出，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指出人们在面对收益与损失时的心理感知存在显著不对称性：同等金额下，损失带来的痛苦程度大约是收益带来快乐程度的2-2.5倍。这种心理机制源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对生存威胁的敏感——避免损失比追求收益更能保障个体存续，因此大脑对负面信息的处理更优先、更强烈。

具体到基金投资场景中，投资者会将初始买入成本作为“参考点”，将当前基金净值与参考点对比，形成“收益”或“损失”的主观判断。例如，某投资者以每份1元的价格买入基金，当净值涨至1.2元时会感知到20%的收益；若净值跌至0.8元，则感知到20%的损失。此时，0.2元的损失带来的心理冲击远大于0.2元收益带来的愉悦，这种不对称性直接影响后续的赎回决策。

（二）基金投资者的损失厌恶典型表现

在基金投资实践中，损失厌恶心理常通过两种典型行为显现：其一为“处置效应”，即投资者更倾向于过早卖出盈利基金（“落袋为安”），而长期持有亏损基金（“等待回本”）；其二为“持有偏差”，表现为当基金净值接近买入成本时，投资者赎回意愿显著降低，仿佛“回本”本身具有特殊的心理价值。

以某调研数据为例，当基金盈利10%时，约60%的投资者会选择部分或全部赎回；而当基金亏损10%时，仅有不到20%的投资者愿意割肉离场。更值得关注的是“盈亏临界点”现象：当基金净值从0.95元涨至1.05元时，投资者赎回概率在净值突破1元时出现跳跃式增长——许多人会在“刚好回本”时立即赎回，仿佛“不亏不赚”的状态比“小赚”更难以接受。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损失厌恶的延伸：回本后卖出既能避免未来可能的再次亏损（损失厌恶），又能通过“不亏”的结果满足心理补偿需求。

二、损失厌恶心理对基金赎回决策的直接影响机制

（一）情感驱动下的决策偏差

人类决策过程中，情感系统与理性系统始终相互作用。损失厌恶的核心在于情感对理性分析的干扰：当基金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会产生后悔、焦虑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通过“情绪启发式”机制直接影响决策——继续持有亏损基金被感知为“避免确认损失”，而赎回则等同于“承认失败”，后者带来的心理痛苦更强烈。因此，即使理性分析显示该基金未来上涨概率较低，投资者仍可能因情感抗拒而延迟赎回。

例如，某投资者持有一只亏损30%的基金，尽管其重仓行业已出现明显衰退信号，但投资者反复安慰自己“再等等，总会涨回来”。这种“拖延赎回”的行为并非源于对市场的乐观判断，而是源于对“割肉”带来的痛苦的逃避。反之，当基金盈利时，投资者的愉悦情绪会推动其尽快兑现收益，因为“赚到手的钱”比“可能继续上涨的收益”更具确定性，这种“即时满足”倾向同样是损失厌恶的表现——害怕未来收益回吐带来的损失。

（二）认知框架的锚定效应强化

锚定效应是损失厌恶的重要认知基础。投资者在买入基金时，会不自觉地将买入成本作为“锚点”，后续所有关于赎回的判断都围绕这一锚点展开。当基金净值低于锚点时，投资者的决策框架会被“损失”主导，关注点从“当前净值是否合理”转向“我亏了多少钱”；当净值高于锚点时，决策框架则切换为“收益”主导，关注点变为“我赚了多少”。

这种锚定效应会导致两种认知偏差：一是“参考点依赖”，即投资者对基金真实价值的判断被买入成本绑架，忽视市场环境变化。例如，某基金因市场风格切换导致净值下跌，但投资者仍以三年前的买入价为参考，认为“现在卖出就是亏”，却忽略了该基金当前的投资逻辑已失效。二是“沉没成本谬误”，即投资者将已发生的亏损视为“必须挽回的成本”，从而投入更多时间甚至追加投资，而非根据未来收益预期做决策。这种“不甘心”的心理，本质上是损失厌恶驱动下对前期投入的过度重视。

（三）风险偏好的动态反转

损失厌恶还会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随盈亏状态发生反转。在盈利状态下（“处于收益区域”），投资者通常表现出风险厌恶倾向，更愿意选择确定性收益（赎回）而非继续持有可能波动的基金；而在亏损状态下（“处于损失区域”），投资者则倾向于风险寻求，愿意承担更高风险以试图挽回损失（继续持有甚至补仓）。

这种风险偏好的动态变化可以用“前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