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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掖大佛寺与山西会馆探究河西清代建筑独特脉络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

河西走廊，这片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狭长区域，南依祁连山脉，北靠合黎山与龙首山，因其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它东西绵延千余公里，自古以来便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的长河中追溯，汉武帝时期，为抗击匈奴、开拓疆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自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关键路段。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经此运往西方，西方的玻璃制品、宝石、音乐以及宗教文化等也传入中国，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自西汉起，各朝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河西走廊，如汉朝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加强统治；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使其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防线；元朝设立甘肃行省进行管理；明清时期依然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要地，明设嘉峪关等关隘，清设凉州府、甘州府等行政机构。这里不仅是政治、军事要地，还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佛教经此传入中原，历史上的四大经译家有三位曾在此传经布道。

张掖大佛寺，坐落于甘肃省张掖市西南角，始建于1076年（西夏永安元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是河西名刹，寺内拥有国内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这尊卧佛形态恬静、神态安详，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大佛寺以涅槃佛像大殿为主殿的形制格局别具一格，大佛殿内部空间融汇了汉式楼阁与藏传佛教“都纲法式”，兼具白塔和金刚宝座塔特征的土塔更是增添了其独特性。此外，大佛寺还集中迁入了当地不同时期的建筑，宛如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是研究张掖建筑乃至河西建筑的珍贵样本。

山西会馆与大佛寺毗邻，是河西地区清代会馆建筑的典型代表。明清时期，晋商崛起，他们为维护自身权益、协调利益纷争以及满足生活文化需求，在各地建立了众多会馆。山西会馆作为晋商活动的重要场所，不仅体现了商业文化，还融合了建筑艺术与地域特色，富有晚期河西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风貌。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张掖大佛寺和山西会馆建筑的深入剖析，全面揭示河西清代建筑的特征。从建筑形式、结构技术、装饰艺术等多方面入手，探究其独特的工艺特征与艺术风格，如斗栱的“花牵代栱”、曲腹仔角梁等特色做法。通过研究，深入了解河西地区在清代的建筑发展水平、文化融合情况以及社会经济对建筑的影响，为建筑史研究补充更为详实的资料，丰富对中国古代建筑区域特色的认识。同时，对于保护和传承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为古建筑的保护、修缮与再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提升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中国河西走廊建筑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对河西走廊历史地位和文化交流的探讨，涉及建筑方面多是宏观描述，对张掖大佛寺和山西会馆等具体建筑的研究更是稀缺。在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河西走廊建筑展开研究。一些学者从建筑类型、材料、技艺等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河西走廊建筑在结构设计、施工技术上达到较高水平，运用木材、石材、砖瓦等材料，通过榫卯结构、斗拱技术、砖拱券等实现建筑稳定性和耐久性。在装饰艺术上，采用雕刻、彩绘、琉璃等手法，使建筑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对于张掖大佛寺，研究主要围绕其历史沿革、建筑布局、宗教文化内涵以及文物价值等方面。有学者指出大佛寺受多元文化影响，在建筑形制和佛像塑造上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关于山西会馆，研究多集中在晋商会馆的整体发展、分布格局、功能作用以及文化内涵等，对河西地区山西会馆建筑本身的特色研究尚不够深入。目前的研究在河西清代建筑特征的系统梳理、张掖大佛寺和山西会馆建筑的对比分析以及建筑与地域文化的深度关联等方面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

1.4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历史文献、方志、碑刻以及前人研究成果，梳理张掖大佛寺和山西会馆的历史沿革、建筑营造背景等资料。实地考察法，深入张掖大佛寺和山西会馆，对建筑的布局、单体建筑形制、结构构造、装饰细节等进行详细观察与测量，获取第一手资料。比较分析法，将张掖大佛寺和山西会馆建筑与河西地区其他建筑以及同时期其他地域建筑进行对比，分析其共性与差异。

创新点在于研究视角独特，将张掖大佛寺和山西会馆这两个相邻且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放在一起研究，探讨宗教建筑与会馆建筑在同一地域的特色与联系。研究内容上，系统剖析河西清代建筑特征，挖掘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对“花牵代栱”等特色工艺做法进行深入研究，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

二、河西走廊建筑文化背景

2.1河西走廊的地理与历史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北部，处于黄河以西，呈西北-东南走向，介于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