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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问题剖析与体系完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代社会，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行政问责制已成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其核心在于明确权力与责任的关系，确保政府权力的行使对公众负责。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行政问责制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关键举措。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政府的权力来源和行使目的愈发清晰，即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监督。行政问责制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它通过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和责任追究，促使政府更加注重公共利益，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朝着更加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

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而言，行政问责制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公共事务日益复杂，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旦政府行政行为出现失误或不当，可能会对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引发社会矛盾。行政问责制的存在，能够及时对这些行为进行纠正和问责，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研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着深远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明确的问责机制能够促使政府官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避免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现象的发生，从而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能够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当政府对自身的行政失误勇于承担责任并及时整改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升，进而强化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理论研究上，西方学者基于社会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深入探讨了行政问责的本质、主体、客体、范围以及程序等问题。他们强调行政问责制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例如，英国的议会制下，议会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严格监督，通过质询、弹劾等方式实施问责；美国通过法律制度明确政府官员的责任，同时借助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问责；新加坡建立了严格的公务员考核与问责机制，将官员的表现与薪酬、晋升紧密挂钩，促进了高效的政府运作。

国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始于2003年“非典”时期掀起的“问责风暴”，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结合我国国情，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问责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内涵方面，明确行政问责是对政府及其公务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行为的责任追究；在理论基础上，探讨了行政问责与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在实践问题上，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如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标准不明确、问责程序不完善、公众参与度低等。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理论研究方面，对行政问责制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缺乏对不同理论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剖析。在实践研究方面，虽然指出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在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上还有待加强。此外，对于如何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这些不足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问题，力求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学术文献、政策法规、研究报告等资料，全面了解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案例分析法：选取我国行政问责制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天津港爆炸事故”等，对这些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其中行政问责的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效，从实际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提供实践依据。

比较研究法：对国外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新加坡等的行政问责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它们在问责主体、问责程序、问责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其有益经验，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提供参考。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研究视角创新：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发展以及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多重视角出发，全面深入地探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问题，突破了以往单一视角研究的局限性，更全面地揭示了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对策建议创新：在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