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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都市光影：穆时英创作中的亲近与疏离之思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穆时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的领军人物，宛如一颗璀璨却短暂划过夜空的流星，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对都市生活的敏锐洞察，在文学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期，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东方与西方文化深度交融，上海这座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国际化大都市，成为了时代变迁的聚焦点。穆时英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凭借着自身对都市生活的深切体验，用手中的笔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而又充满矛盾的都市画卷。

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都市繁华表象的细腻描绘，展现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场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喧嚣的十里洋场；又有对都市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剖析，揭示出在繁华背后隐藏的孤独、迷茫与空虚。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还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都被赋予了复杂而真实的情感和心理状态。这种对都市生活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现，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成为研究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绕不开的经典范例。

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来看，穆时英是新感觉派的核心代表作家。新感觉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它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创作模式，强调主观感受和瞬间印象，运用新奇的意象、独特的句式和多变的节奏，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和人们内心的复杂情感。穆时英在新感觉派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不仅将新感觉派的创作理念发挥到极致，还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创新和突破，使新感觉派小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实绩，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入研究穆时英创作中亲近与疏离的关系，对于理解其文学价值和时代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从文学价值层面而言，穆时英作品中亲近与疏离的呈现，是其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体现。他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将人物之间的亲近与疏离、人物与都市环境的亲近与疏离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细腻而深刻的描写，不仅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展现了他高超的文学技巧。通过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手法、叙事策略以及语言运用的精妙之处，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其文学价值。

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穆时英作品中的亲近与疏离关系，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分化严重，人们在都市生活中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既有因利益而产生的短暂亲近，也有因理想、价值观的差异而导致的深刻疏离。穆时英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和人们内心的困惑，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更好地把握时代精神。

1.2研究现状综述

学界对穆时英的研究自其创作活跃期便已展开，历经多年，成果丰硕。早期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政治倾向。在穆时英创作初期，他的短篇小说集《南北极》以其对底层生活的描绘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目光。左翼评论界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普罗文学的重要力量，但也指出其作品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缺陷”，如阳翰笙指出《南北极》被流氓意识所浸透，钱杏邨在肯定其文字技术大众化和阶级对立叙述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等问题，这段评论为左翼批评界对穆时英的评价定下基调。当穆时英转向新感觉派创作后，左翼评论界对他的态度转为抨击，瞿秋白的“红萝卜”论斥责其表里不一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精神气质，敏锐地意识到了穆时英与普罗文学的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评论从艺术审美角度出发，肯定穆时英作品的独特价值。杜衡在《关于穆时英的创作》中指出穆时英对中国都市文学的贡献，认为他在堕落的都市生活的混乱和厌倦中暗示着一种新的势力的勃兴；沈从文在《论穆时英》中从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角度指陈穆时英作品中存在的缺陷，“技巧过量，文字近于邪僻”，虽指出不足，但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学理的深度和全面客观的关照；施蛰存创办《现代》杂志，对穆时英的创作寄予厚望，认为自《公墓》为始，穆时英将在此作风下创造他永久的文学生命。

新时期以后，随着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穆时英研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进展。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从都市文化、精神分析、艺术特色、主题思想等多个角度对穆时英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挖掘。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等著作，从都市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穆时英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紧密联系，揭示了他作品中所蕴含的都市精神和文化内涵；周毅的《浮光掠影嚣孤魂》、张鸿声的《论穆时英》等论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穆时英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