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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工伤认定路径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平台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依托外卖、网约车、即时配送等平台，数以千万计的灵活就业者涌入市场，他们既是平台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城市生活的“服务神经”。然而，在“多劳多得”的弹性工作模式背后，灵活就业者的职业风险却日益凸显——外卖骑手穿梭于车流中的交通事故、网约车司机连续接单引发的突发疾病、家政服务人员高空作业时的意外坠落……这些场景下的伤害能否被认定为工伤，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更考验着社会保障制度对新就业形态的适应性。传统工伤认定体系以“劳动关系”为核心要件，而平台经济下“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使得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化，工伤认定陷入“认定难、维权难”的困境。探索符合平台经济特点的工伤认定路径，既是回应民生关切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者的用工特征与工伤风险

（一）灵活就业者的用工模式特点

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用工模式与传统劳动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体关系的“去从属性”。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需服从用人单位的考勤、管理和指挥，而平台灵活就业者的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频率具有高度自主性，平台更多通过算法规则而非直接指令进行管理，双方关系更趋近于“合作”而非“隶属”。其二，劳动报酬的“绩效挂钩”。灵活就业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订单提成，平台不承诺最低薪资，也不提供“五险一金”等传统福利，报酬计算完全依托数字化系统自动完成，进一步弱化了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其三，用工形式的“多层外包”。为规避法律责任，部分平台将业务拆解为众包、外包、劳务派遣等多种形式，劳动者实际服务的可能是平台合作的第三方公司，甚至出现“层层转包”现象，导致责任主体难以追溯。

（二）灵活就业者的工伤风险类型

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场景决定了其面临的工伤风险具有高频性、多样性特征。以最具代表性的外卖骑手为例，其主要风险包括：一是交通事故伤害，占比超过60%，多因赶时间闯红灯、逆行等引发；二是意外坠落伤害，如上下楼梯摔倒、雨天路滑滑倒；三是突发疾病伤害，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导致的心血管疾病、腰椎损伤等；四是第三方侵害，如与客户发生争执时的肢体冲突。网约车司机则更多面临疲劳驾驶引发的车祸、车内乘客暴力伤害等风险。这些风险的共同特点是“发生在工作过程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劳动关系证明，劳动者往往难以通过传统工伤认定程序获得赔偿。

（三）现行工伤认定体系的适配性挑战

我国现行工伤认定制度以《工伤保险条例》为核心，其核心逻辑是“劳动关系→工伤保险→工伤认定”。根据规定，工伤认定需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二是伤害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然而，平台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通常不签订劳动合同，平台常以“合作协议”“服务协议”规避劳动关系认定；即使部分劳动者与第三方外包公司签订合同，也可能因合同条款模糊、实际管理主体与签约主体不一致，导致劳动关系难以确认。此外，“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在平台经济中呈现动态化特征——骑手的“工作时间”可能从接单开始到送达结束，“工作场所”则覆盖从取餐点到配送点的所有路径，传统认定标准难以准确界定这些弹性要素。

二、灵活就业者工伤认定的核心难点剖析

（一）劳动关系确认的“法律真空”

劳动关系确认是工伤认定的“第一道门槛”。传统劳动关系认定遵循“三要素”标准：主体适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具备法定资格）、人身隶属（劳动者服从管理）、经济从属（劳动者依赖用人单位报酬）。但在平台经济中，这三个要素均被弱化：平台通过算法管理替代人工指挥，劳动者可自主选择接单与否，人身隶属关系淡化；劳动者收入由市场订单决定，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经济从属关系模糊；部分平台甚至将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从形式上切断劳动关系。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设计，使得劳动者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往往因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等直接证据，陷入“无关系则无工伤”的逻辑困局。

（二）责任主体的“多重模糊”

平台经济的复杂用工链加剧了责任主体的模糊性。以外卖行业为例，平台企业（如A公司）通常将配送业务外包给B配送公司，B公司再与C人力资源公司合作，C公司通过App注册吸纳骑手。骑手实际接受A平台的算法管理、使用A平台的配送系统，但劳动合同可能与C公司签订，甚至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当骑手发生工伤时，A平台以“仅提供信息服务”为由否认责任，B公司和C公司则以“未实际管理”为由推诿，最终导致“谁都该负责，谁都不负责”的局面。这种责任主体的分散化，使得劳动者在维权时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追溯用工链条，极大增加了维权成本。

（三）证据材料的“收集困境”

工伤认定需提交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记录、事故现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