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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经济帮助权适用标准及案例

引言

离婚不仅意味着婚姻关系的解除，更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多重法律问题。其中，经济帮助权作为离婚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平衡离婚后双方的经济地位，尤其为因离婚陷入困境的弱势一方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制度既体现了法律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也回应了婚姻家庭中“扶弱济困”的传统伦理。本文将围绕离婚时经济帮助权的适用标准展开系统分析，并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理解这一制度的功能与边界提供参考。

一、离婚时经济帮助权的法律基础与立法目的

（一）法律依据的沿革与现行规定

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法律渊源可追溯至1950年《婚姻法》，该法第25条首次确立“离婚后如一方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的原则。此后，1980年《婚姻法》对帮助条件进一步细化，强调“一方生活困难”需以“离婚时”为时间节点。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则明确“一方生活困难”的认定标准为“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并新增“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视为生活困难的情形。2021年《民法典》第1090条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一条款既保留了对弱势方的倾斜保护，又赋予当事人协商空间，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统一。

（二）立法目的与制度价值

经济帮助权的核心目的在于弥补离婚带来的经济失衡，防止因离婚导致一方陷入生存危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往往存在隐性的“分工合作”，如一方因照顾家庭、抚养子女放弃职业发展机会，其在离婚后可能因缺乏劳动技能或就业竞争力而难以维持生活。此时，经济帮助权通过要求有能力的一方提供帮助，实质上是对婚姻期间“隐性贡献”的补偿，也是对“离婚自由”与“实质公平”的平衡。从社会层面看，这一制度减少了离婚后弱势方对社会救助的依赖，有助于维护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

二、离婚时经济帮助权的适用标准

（一）主体要件：权利人与义务人的资格限定

经济帮助权的权利主体须为离婚时“生活困难”的一方。这里的“生活困难”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困难状态发生在“离婚时”，即离婚后短期内因客观原因无法改善的经济困境；二是困难具有“现实性”，而非预期或假设的未来困难。例如，一方虽因失业暂时收入减少，但有再就业能力且无其他负担，通常不认定为生活困难。义务主体则是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其经济能力需结合其现有财产、收入水平、债务状况等综合判断。若义务方自身经济拮据，甚至低于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则无需承担帮助义务。

（二）客观要件：生活困难的具体认定标准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生活困难的认定可分为“绝对困难”与“相对困难”两类。绝对困难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例如，某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2000元，若一方离婚后月收入仅1500元，且无其他财产，则符合绝对困难标准。相对困难则指离婚后生活水平较婚姻存续期间显著下降，虽未低于基本生活标准，但无法维持原有生活质量。例如，一方在婚姻中习惯使用家庭共同财产承担高额教育、医疗支出，离婚后因财产分割导致此类支出难以维系，亦可认定为相对困难。此外，“离婚后无住所”被视为特殊的生活困难情形，即使其他方面经济状况尚可，无房一方仍可主张帮助。

（三）内容要件：帮助方式与期限的确定规则

经济帮助的具体方式由双方协议优先，协议不成则由法院判决。实践中常见的帮助方式包括：一次性金钱帮助，适用于义务方有足够经济能力且双方矛盾较深的情形；定期金钱帮助，多适用于权利方因疾病、伤残等需长期治疗的情况；房屋居住权或所有权帮助，如义务方提供住房供权利方居住一定期限，或直接赠与部分房产份额；其他财产帮助，如提供生产工具、就业培训等有助于权利方恢复自主生活能力的支持。

帮助期限的确定需综合考虑权利方的困难程度、义务方的负担能力及困难的可改善性。若权利方因年老、伤残等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帮助期限可设定为终身或至其去世；若因暂时失业导致困难，期限通常为1-3年，待其重新就业后终止。例如，法院在审理中会参考权利方的年龄、健康状况、就业市场环境等因素，避免帮助期限过长加重义务方负担，或过短无法真正解决困难。

（四）程序要件：主张与举证责任分配

权利方主张经济帮助时，需向法院提交证明“生活困难”的证据，如收入证明、医疗诊断书、无房证明等。义务方若抗辩自己无负担能力，需提供财产清单、债务凭证、收入流水等反证。法院在审理中会结合双方陈述与证据，必要时调查核实财产状况，确保认定结果客观公正。例如，若义务方隐瞒大额存款，法院可依据调查结果调整帮助数额；若权利方虚构困难事实，法院将驳回其请求并视情节训诫。

三、离婚时经济帮助权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