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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法视角审视我国埋藏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建设工程的大规模开展以及民众生产生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埋藏物的发现愈发频繁。埋藏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其发现与归属问题不仅涉及公民的个人权益，更与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紧密相连。在现实生活中，因埋藏物的发现与归属而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如四川“天价乌木案”，建筑公司施工时挖掘出巨型乌木，围绕乌木归属，涉案人员将其价值炒作为天价，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却也暴露出埋藏物发现制度在发掘制度、监管机制、部门沟通以及法律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纠纷不仅给当事人带来困扰，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从理论层面来看，埋藏物制度是民法物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民法物权理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发生了相应变化，追求投入与回报成正比成为正当要求，效率成为优先的价值标准。然而，我国现有的民事法律所构建的埋藏物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在立法主义模式上与他国存在严重分歧，相关法条不完整、不合理，过分强调发现人义务，忽视发现人权利，这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运行规律相悖，难以通行。深入剖析埋藏物制度，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完善，有助于填补理论研究的空白，推动民法物权理论的发展。

从实践角度而言，明确且合理的埋藏物制度能够为解决现实中的纠纷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减少司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和争议，促进纠纷的公平、合理解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科学的埋藏物制度可以有效规范埋藏物的发现、保护与管理，更好地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避免珍贵文物因制度缺失而遭受破坏或流失，为我国文化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对埋藏物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成熟的立法实践。罗马法时期就对埋藏物制度有所规定，当时采取埋藏物所有权归属土地所有人的制度，随着社会发展，哈德里亚努斯帝时代赋予发现人有限取得埋藏物的权利，此后，法、德、意等国逐渐继受了此种立法宗旨。法国民法典对埋藏物的定义、发现人的权利义务、埋藏物的归属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在埋藏物归属上，遵循发现人取得主义，但前提是发现人在他人土地内发现埋藏物时，需与土地所有人分享。德国民法强调发现人在一定条件下可取得埋藏物所有权，同时注重对文物等特殊埋藏物的保护，将其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日本民法规定发现埋藏物后，若能证明其所有权归属，则归所有人；若不能证明，发现人与土地所有人各取得一半所有权。

国内学界对埋藏物制度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学者们主要围绕埋藏物的概念界定、归属原则、发现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我国现行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展开研究。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埋藏物的规定过于简略，在司法实务中较难适用，且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对埋藏物发现的规定大不相同，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物权法相关规定太过原则，缺乏具体细则，没有赋予发现人相应权利，奖励机制不明确，导致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发现人上缴埋藏物的积极性受挫。部分学者提出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构建科学合理的埋藏物制度，明确埋藏物的定义和性质，探究其法律地位和国家所有制的基本原则，完善埋藏物上缴、公告等制度，赋予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的权利，以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埋藏物制度的完善。

尽管国内外在埋藏物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空白。现有研究在某些概念的界定上尚未达成统一，如对埋藏物的定义，各国立法和学说界定未尽一致，国内学界也存在多种观点；在埋藏物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研究上相对薄弱，对于埋藏物发现制度与文物保护法、继承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在结合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和科技进步对埋藏物制度的创新研究方面有所欠缺，如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如何利用其完善埋藏物的公告、管理等制度，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这些不足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空间。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的法律法规、学术著作、期刊论文等文献资料，梳理埋藏物制度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为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以及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分析，明确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埋藏物制度的规定。二是比较分析法，将我国埋藏物制度与国外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制度进行对比，分析其异同点，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成熟的制度设计，为完善我国埋藏物制度提供参考。对比我国与法国在埋藏物归属原则上的差异，以及德国在发现人权利保护方面的独特做法。三是案例分析法，结合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如四川“天价乌木案”，深入剖析我国现行埋藏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