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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他人中的“公然”认定及案例

一、引言：“公然”在侮辱行为认定中的核心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言语冲突、情绪宣泄时有发生，但并非所有辱骂行为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侮辱他人”。我国刑法第246条明确规定，侮辱罪需满足“公然”实施且“情节严重”两个关键要件。其中，“公然”作为区分一般辱骂与刑事犯罪的重要界限，直接关系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与法律责任的定性。如何准确认定“公然”？不同场景下的“公然”标准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既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也是公民理解法律边界的关键。本文将结合法律规定、理论解析与典型案例，系统探讨“公然”的认定逻辑与实践应用。

二、“公然”的法律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刑法语境下“公然”的规范内涵

“公然”一词在刑法中并非孤立存在，其含义需结合具体罪名的保护法益与立法目的理解。就侮辱罪而言，其核心是保护公民的名誉权——即社会对公民品德、声望、才能等方面的客观评价。因此，“公然”的本质是“使不特定或多数人知晓”，通过公开传播的方式破坏他人名誉的社会评价。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公然”需同时满足客观与主观两方面要求：客观上，行为实施的场所或方式具有公开性，足以让不特定或多数人感知；主观上，行为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行为会被不特定或多数人知悉，仍积极实施。例如，在菜市场当众辱骂他人，行为人显然能预见到周围摊贩、顾客会听到；在网络平台发布侮辱性言论，行为人也应意识到信息可能被转发扩散，符合“公然”的主观认知。

（二）侮辱罪中“公然”与其他要件的逻辑关联

侮辱罪的完整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行为（如暴力、言语、文字等）、行为具有“公然性”、情节达到“严重”程度（如导致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等）。其中，“公然”是连接“侮辱行为”与“社会危害性”的桥梁——若侮辱行为仅发生在私密空间（如两人独处时），即使言辞激烈，也因未破坏社会对被害人的客观评价，难以构成犯罪；而“公然”实施则意味着侮辱内容被广泛传播，直接损害被害人的社会评价，具备刑事可罚性。

以“暴力侮辱”为例，若行为人仅在封闭房间内撕扯被害人衣物，因无第三人在场，可能构成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侮辱”；但若是在商场内当众撕扯被害人衣物，周围多人围观，则因“公然”要件的满足，可能升级为侮辱罪。可见，“公然”不仅是形式要件，更是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衡量标准。

三、“公然”认定的核心要素解析

（一）场所的公开性：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重维度

场所的公开性是“公然”认定的基础要素。传统司法实践中，“公然”多指向物理空间的开放性，如街道、商场、学校等公共场所。例如，在早市上因摊位纠纷辱骂他人，周围聚集的买菜市民、商贩均属于“不特定多数人”，符合场所公开性要求。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空间的“公然”认定成为新焦点。网络平台（如微博、短视频评论区、微信公众号）具有“无界性”特征，一条侮辱性言论可能被数万甚至数十万人浏览。司法实践中，只要言论发布在开放的网络空间（如非私密账号、非仅好友可见的朋友圈），即使受众具体数量无法统计，也通常被认定为“公然”。例如，某用户在热门短视频下评论“某某是骗子，全家该死”，该视频播放量超百万，评论区互动频繁，法院即认定该行为具备网络空间的公开性。

（二）对象的不特定性或多数性：受众范围的边界划定

“公然”要求侮辱行为的受众是“不特定人”或“多数人”。所谓“不特定人”，指行为人无法预料且难以控制的潜在群体（如路上随机经过的行人）；“多数人”则指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特定群体（如公司50人工作群的成员）。

需要注意的是，“多数人”的具体数量并无明确法律规定，需结合场景综合判断。例如，在家庭内部（3-5人）争吵时辱骂，因受众是特定且少量的家庭成员，一般不认定为“公然”；但在班级（40名学生）中当众辱骂同学，因受众是多数特定人（同班同学），仍可能被认定为“公然”。再如，在10人左右的朋友聚餐中辱骂某人，因受众是特定且数量较少的熟人，通常不构成“公然”；但在100人的婚礼现场辱骂，因受众数量多且包含不特定的宾客（如亲友的朋友），则可能被认定为“公然”。

（三）行为的可感知性：语言、文字、动作的传播效果

侮辱行为需通过一定形式让受众感知，否则无法破坏他人名誉。这种“可感知性”体现在语言（辱骂、讽刺）、文字（张贴大字报、发侮辱性短信）、动作（撕扯衣物、泼粪）等具体方式中。

例如，行为人在小区公告栏张贴写有“张某是小偷”的纸张，过往居民均可阅读，属于文字形式的可感知；行为人在广场上对被害人做出侮辱性手势（如竖中指、模仿下流动作），周围人群通过视觉即可感知，属于动作形式的可感知。若行为人仅在日记中书写对他人的辱骂内容且未外泄，则因不具备可感知性，不构成“公然”。

四、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与裁判规则

（一）网络环境下“公然”的扩张认定

网络的虚拟性与传播的即时性，使得“公然”的认定标准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