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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国古城的历史

1.引言

1.1莒国古城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

莒国古城遗址位于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城区西部，地处沂沭河冲积平原腹地，北依浮来山余脉，南邻沭河故道，东接莒县老城区，西连西大庄等传统村落。作为东夷文化核心区域的重要方国都城，其历史发端于西周初期——周王朝建立后，为安抚东夷诸部、巩固东方统治，将原居于今山东胶州一带的莒国重新封立于沂沭河流域，古城即在此背景下成为莒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延续近800年。

1.2研究莒国古城历史的重要性

莒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东夷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方国之一，其历史文化是东夷文明与中原周文化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研究莒国古城，不仅能填补东夷方国都城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演变的研究空白（如东夷方国如何吸收周制并保持本土特色），更能为理解先秦时期“夷夏互动”的历史进程提供实证材料——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已成为重构东夷文化序列的关键节点，其出土文物的铭文、形制与工艺，直接印证了《左传》《史记》中关于莒国的文献记载，具有“双重证史”的学术价值。

2.莒国古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2.1建城时期与背景

根据莒国古城遗址（西大庄-古城村片区）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古城核心夯土城墙始建于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900年），与周初分封莒国的时间完全吻合。建城背景与周王朝的“封建”策略密切相关：周人灭商后，东夷诸部（如莒、莱、徐）仍保持较强实力，为避免战乱，周成王将莒国国君封为“子”爵（先秦五等爵之一），命其迁至沂沭河流域，通过“以夷制夷”稳定东方局势。古城选址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沭河提供了水运通道，浮来山为北方屏障，沂沭河平原的肥沃土壤则保障了农业生产，这些条件共同支撑了古城的早期发展。

2.2早期政治与社会结构

西周时期莒国的政治结构以“贵族世袭制”为核心：国君称“莒子”，为最高统治者，之下设“卿”“大夫”两级贵族，分别负责军事、行政与祭祀事务（如《左传·隐公二年》记载“莒子娶于向”，即贵族间通过联姻巩固政治联盟）。社会阶层分为三级：贵族拥有世袭土地与奴隶，平民以农业与手工业为生，奴隶多为战争俘虏（如莒国伐向国后掠夺的人口）。经济上，早期莒国以农业为主，遗址中出土的西周早期石犁、青铜镰等农具，表明农业生产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手工业则以制陶为主，西周早期的绳纹陶鬲（煮饭器）、弦纹陶豆（盛食器），其形制既保留东夷陶器的“圜底”特征，又吸收了周陶的“直领”设计，体现了文化融合的早期形态。

3.莒国古城的鼎盛时期

3.1文化繁荣与艺术成就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莒国古城的文化鼎盛期，其文化呈现“东夷底色、周制升华”的特点。青铜器制作达到高峰：1975年莒县出土的“莒侯簋”（西周晚期），器身饰有兽面纹与云雷纹，铭文“莒侯作宝簋，用享于其皇祖”，印证了莒国国君的祭祀传统；2016年宫殿区遗址出土的12件青铜编钟，音律符合先秦“五声十二律”，钟身刻有“莒子作宝钟”铭文，说明音乐艺术已形成规范体系。陶器方面，几何纹硬陶（如菱形纹、回纹）取代了西周早期的绳纹，器型从“圜底”转向“平底”，体现了装饰艺术与实用功能的结合；文字上，莒国的甲骨文（如莒县出土的卜骨）与金文（如“莒子钟”铭文）保留了东夷文字的象形特征（如“莒”字像“手持兵器的人”），同时吸收了周文字的“形声”结构，形成独特的“莒文”系统，是研究东夷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

3.2经济贸易与军事扩张

经济上，莒国凭借沂沭河的水运优势，成为齐鲁与江淮地区的贸易枢纽。遗址中出土的齐国“齐大刀”币、鲁国“鲁布”币及楚国“蚁鼻钱”，表明其与周边诸侯国的商业往来频繁；手工业产品如青铜礼器、几何纹硬陶通过河流远销至淮泗流域，甚至到达江南地区（如江苏高邮出土的莒国陶器）。军事扩张方面，春秋中期莒国国力强盛，先后灭掉向国（今山东莒县东南）、鄫国（今山东兰陵西北），疆域扩展至今山东日照、临沂及江苏连云港一带，成为“东夷四强”（莒、莱、徐、奄）之一。《左传·襄公六年》记载“莒人灭鄫”，即反映了这一扩张进程——灭鄫后，莒国控制了沂河下游的粮食产区，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实力。

4.莒国古城的衰落过程

4.1外部战争与内部动荡

春秋后期，莒国的衰落始于外部军事压力：齐、楚两国争霸中原，莒国地处齐之南、楚之北，成为两国争夺的战略要地。公元前523年，齐国以“莒助鲁抗齐”为由伐莒，攻破莒国都城外城（《左传·昭公十九年》），掠夺大量粮食与人口；公元前431年，楚国为北上争雄，派大将淖齿灭莒，古城沦为楚国领地。内部动荡加速了衰落：贵族集团为争夺权力频繁内斗，如公元前528年莒子庚舆因“虐用其民”（加重赋税、滥用酷刑）被卿大夫驱逐，导致国力空虚；平民因繁重的兵役与赋税起义（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莒民叛”），进一步削弱了统治基础。两者相互叠加，使莒国在短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