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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管辖规定

引言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作为建设工程领域最基础的法律文件，涉及主体多、标的金额大、法律关系复杂，纠纷发生率长期居高不下。据司法大数据统计，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在民事案件中占比持续位居前列，其中管辖争议往往成为纠纷解决的“先手棋”——当事人围绕“该由哪个法院审理”的争议，不仅影响诉讼进程，更可能直接关系到裁判结果的倾向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在此背景下，准确理解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管辖规定，既是法律从业者的核心技能，也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前提。本文将从法律依据、具体规则、实务争议等维度展开系统论述，以期为读者提供清晰的认知框架。

一、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管辖的法律基础

（一）民事诉讼管辖的基本逻辑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核心在于明确各级法院及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与权限，其设计需平衡“便利当事人诉讼”“便利法院审理”“确保司法公正”三大原则（江伟，2017）。对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言，因其具有“不动产属性”“专业性强”“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法律对其管辖规则作出了特殊安排，既遵循民事诉讼的一般管辖原则，又体现对特殊领域的针对性调整。

（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特殊属性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以不动产（建设工程）为载体，施工行为直接作用于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且工程质量、价款结算等争议往往与不动产的物理状态、权属登记密切相关。这种“与不动产紧密关联”的特性，使得该类纠纷在管辖规则上区别于一般合同纠纷。正如有学者指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结果是形成不动产，其纠纷本质上是围绕不动产的权利义务争议，因此需要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则以确保裁判的稳定性和执行的便利性”（王利明，2022）。

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具体管辖规则

（一）地域管辖：从“一般合同”到“专属管辖”的演变

一般合同纠纷的地域管辖遵循“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但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而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这一规则的调整，彻底改变了此前司法实践中“合同履行地”认定标准不一的混乱局面。

例如，在旧规下，“合同履行地”可能被理解为“施工行为地”“发包人住所地”或“承包人住所地”，导致不同法院对同一案件管辖权争执不下。新规将其统一为“不动产所在地”，即建设工程所在地，有效避免了管辖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2016）。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建设工程”包括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无论是住宅、商业综合体还是市政工程，均以其物理所在地作为管辖连接点。

（二）级别管辖：标的金额与案件影响的双重考量

级别管辖解决的是“由哪一级法院审理”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21条，基层法院管辖一般第一审民事案件；中级法院管辖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及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对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级别管辖的核心判断标准是“诉讼标的额”与“案件影响”。例如，某省高级法院可能规定：“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的一审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5亿元以上的由高级法院管辖”（注：此处为示例，具体标准以各地法院发布的通知为准）。需要注意的是，标的额的计算需包含当事人主张的工程款、违约金、损失赔偿等全部诉讼请求金额，而非仅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款。此外，若案件涉及群体性农民工工资、重大公共利益（如学校、医院工程），即使标的额未达标准，也可能被认定为“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从而由上级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0）。

（三）协议管辖的限制与例外

协议管辖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的管辖法院，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协议管辖受到严格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5条，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已被纳入不动产专属管辖范畴，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法院若偏离“不动产所在地”，该约定将被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113号民事裁定书）。

实务中常见的误区是，部分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原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此类条款因违反专属管辖规则而无效。但需注意，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如包含设备采购、技术服务等非施工内容），且当事人仅就非施工部分约定管辖，该约定可能在不违反专属管辖的前提下部分有效（李明，2021）。例如，合同中“设备采购争议由买受人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条款，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