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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案例及解析

引言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人员的职务行为直接关系这道防线的稳固性。徇私枉法罪作为《刑法》中专门规制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罪名，其核心在于惩治那些因“徇私情、私利”而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裁判的行为。这类行为不仅直接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更会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动摇社会对法治的信任。本文通过梳理法律条文、剖析典型案例、探讨实践难点，系统解析徇私枉法罪中“枉法裁判”的认定逻辑与治理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徇私枉法罪的法律界定与核心特征

（一）法律条文与概念解析

根据《刑法》第399条规定，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该罪名的设立旨在通过刑事手段约束司法权的行使，确保法律适用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从构成要件看，主体需为司法工作人员（包括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明知行为违背事实和法律，仍基于“徇私”动机实施；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典型行为：对无罪者追诉、对有罪者包庇、刑事审判中枉法裁判；客体则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司法公正。

（二）“徇私”与“枉法”的内在关联

“徇私”是行为动机，“枉法”是行为结果，二者共同构成该罪的核心要件。“徇私”包括徇个人私情（如亲属、朋友关系）和徇个人私利（如收受财物、获取其他利益）；“枉法”则是违背事实与法律的裁判行为，具体表现为：隐瞒、伪造关键证据；曲解法律条文含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裁判等。需注意的是，“徇私”需与“枉法”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枉法裁判是为了实现“徇私”目的，若仅因法律理解偏差或工作失误导致错误裁判，则不构成本罪。

二、典型枉法裁判案例的实证分析

（一）刑事审判领域：故意轻纵犯罪的枉法裁判

某基层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张某在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时，被告人李某与张某系大学同学，案发后李某家属通过张某的亲属向其赠送贵重礼品。张某在庭审中明知李某存在持械伤人、主动挑衅等加重情节，仍在判决书中刻意遗漏相关证据，将李某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法定刑应为3-7年）。该案被害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证人证言，发现原审判决存在关键证据缺失、法律适用错误等问题，遂发回重审。经调查，张某收受财物的行为被查实，最终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追缴违法所得。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明知李某应受更重处罚，却因收受财物产生“徇私”动机；客观上通过隐瞒证据、错误适用法律作出轻判；结果上导致有罪者未被正确追究责任，严重破坏司法公正。

（二）民事审判领域：偏袒一方的调解枉法

在某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为当地知名企业，被告为个体工商户。主审法官王某的妻子在原告企业担任高管，存在利益关联但未主动回避。案件审理期间，王某多次单独约见原告代理人“沟通案情”，并在调解过程中以“被告若不接受调解将承担更高诉讼成本”为由施压，最终促成被告以低于实际损失70%的金额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事后发现，原告提交的关键合同文本系伪造，遂向检察机关申诉。经调查，王某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且在调解中故意隐瞒原告伪造证据的事实，其行为被认定为徇私枉法。

此案例反映了民事审判中枉法裁判的隐蔽性：调解本是化解纠纷的重要方式，但王某利用职权优势迫使弱势方妥协，本质上是通过程序“合法”掩盖实体不公。其“徇私”动机源于亲属利益关联，“枉法”行为则表现为对伪造证据的放任与对调解自愿原则的违背。

（三）执行阶段：违规操作的财产处置枉法

某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陈某名下有一处房产可供执行，但申请执行人系陈某的债权人赵某。执行法官刘某与陈某是同乡，陈某承诺为刘某子女安排工作后，刘某以“房产存在权属争议”为由暂缓执行，并私下告知陈某转移其他财产。随后，刘某在未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出具“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终结执行裁定。赵某通过律师调查发现，陈某实际将房产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让给其亲属，遂向监察机关举报。经审查，刘某的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执行阶段的枉法裁判易被忽视，但同样具有严重危害性。刘某的“徇私”表现为谋取子女工作机会的私利，“枉法”则体现在违反执行程序规定、故意拖延执行、虚假认定财产状况等行为上，直接导致债权人权益无法实现。

三、司法实践中认定难点与争议问题

（一）“徇私”动机的证明困境

“徇私”作为主观要件，需通过客观行为间接证明。实践中，部分行为人可能以“工作失误”“法律理解差异”为借口规避责任。例如，在某受贿与徇私枉法交织的案件中，行为人辩称收受财物与裁判行为无直接关联，仅为“人情往来”。此时需结合以下证据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