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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说的教育功能

在西方文学史上，“教育与娱乐”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19世纪之前，文学的教育功能是

西方文学的补规律。事实上，迄今为止，文学具有教育功能，这似乎是关于人类文学的

一个基本而简单的常识。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提出了“非功利性”

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主张和创作理念，排斥文学的教育功能和其他社会功能，表现

出了对西方文学史卜延续了2000多年的“寓教干乐”说的反物,而且，这种理论主张和

创作理念，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那么，浪漫主义

的这种“反传统”果真彻底颠覆了传统西方文学之“寓教于乐”说和文学教育功能之定律

吗？浪漫主义的这种革命性“反叛”，对其后的西方文学到底带来了什么深远影响？本文

试图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探寻文学教育功能之“常识”背后的学术新话语。

一、艺术的教育功能

在西方古代文学中，文学对社会功能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对善的追寻上一一让文学具有社会

教化的功能。古希腊时期，人们把文学作为社会教化的教科书之一，诗人作（家）被尊崇

为人生的导师，拥有立法者的显赫地位。长期以来，由于柏拉图把诗人开除出他的“理想

国”，不少人认为他是否定文艺之社会和道德教化作用的。其实，柏拉图虽然不是明确地

从正面肯定文艺作品的教化作用，相反，他却提出过文艺有伤风败俗、亵渎神明、损害理

性、放纵情感之类的批评性言论，认为文艺有不利于教育和培养道德高尚的人的弊端，所

以他把诗人开除出他的“理想国”。但是，全面而深入地看，柏拉图所认为的伤风败俗的

诗，是指那些同他的建设政治“理想国”要求不相符的作品，而不是所有的文艺作品；而

且，这种表述本身说明了他承认文艺有道德教化作用一一无非是认为某些伤风败俗的作品

的教化作用是负面的和消极的而一，因此，柏拉图实际上看到并承认了文艺的道德教化作

用。从他这种理论逻辑出发，如果诗人创作的作品符合了他构建理想国的政治标准，那么

就可以达到道德教化的积极作用，于是，这样的作品也就可以被允许存在，这样的诗人自

也就可以留在理想国之中了。所以他乂说，只要“诗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国家和人

生都有效用”柏（拉图88）,那么，诗人也就“证明他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的

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问来，因为我们也很感觉到她的魔力”8（8）,在这种意义

上，“诗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8（8）。这里的“有用”主要是教育作用。柏拉图

还认为，优美的文艺作品可以使青年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培养对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

美与心灵的习惯”6（2）,显而易见，柏拉图在本质上是强调文艺要发挥其正向的社会功

能一一政治影响与道德教化作用，即一种宽泛的教育功能。因此，柏拉图要求把诗人逐出

理想国的言说，并不意味着他要放逐所有的诗人和艺术家，更不意味着他否定了文艺的社

会功利性，与之相反，他恰恰是意识到了文艺的审美“魔力”，要求诗人的创作尽可能减

少情感欲望的宣泄从而使之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理性精神，用优良的作品对国家和公民产

生积极的教化、训谕的教育作用。可以说，柏拉图在其论中婉转地表达了他对文艺教育功

能的强调，同时又隐含了他贬低和贬抑文艺之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倾向，要求审美和娱

乐必须服务或服从于教育教化功能。不过，在柏拉图的这种贬低和贬抑中，其实提问也并

没有就此一概否定文艺的文艺之审美和娱乐功能，因为这种功能是文艺与生俱来的；文艺

之教育、训谕功能必须以审美和愉悦为载体，或者说是在审美和娱乐中实现教育和道德教

化及训谕作用的。

此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不仅肯定情感在文艺作品中的合理性，而且从“净化说”

出发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文艺的道德训谕功能。他认为，情感是受理性支配的，适当的宣泄

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因比艺术具有陶格和净化情感的作用。他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历

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肃地对待”亚（里斯多德贺拉斯29）；悲剧是通过对严肃、完

整的行动的摹仿，“给我们一种特别能给的快感”4（3）,“借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

情感得到陶冶4（3）。亚里斯多德把诗提到了比历史更高的位置，因为诗比历史更真实

进而更接近真理，由此也就更富有哲学意味和理性精神，其间产生的愉悦性“快感”也就

更富于陶冶和净化人的情感与心灵的教育功能。亚里斯多德阐明了艺术之所以给人以美感,

是因为人一面欣赏一面在满足和实现求知欲和现实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