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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的驰名商标跨类保护

引言

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商标作为企业的核心无形资产，不仅是消费者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符号标签”，更是企业商誉与市场竞争力的集中载体。其中，驰名商标因其长期积累的高知名度、广泛市场影响力和独特品牌价值，成为市场主体重点争夺的对象。与普通商标“同类保护”不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突破了传统商标权“核定使用商品/服务类别”的限制，赋予其更宽泛的保护范围。这一制度既承载着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使命，也面临着权利边界界定、利益平衡等现实挑战。本文围绕《商标法》中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制度设计与实践展开，从基本内涵、价值基础、适用条件到实践完善，逐层深入探讨其核心要义。

一、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基本内涵与制度溯源

（一）跨类保护的概念界定与核心特征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是指当某一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即使他人在非相同或非类似的商品/服务类别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若可能损害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法律仍禁止该行为并提供救济的保护模式。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商标权的“同类限制”，其与普通商标保护的本质区别在于保护范围的扩张性。

普通商标的保护以“同类商品/服务”为边界，即商标权人仅能禁止他人在与自己核定使用商品/服务相同或类似的类别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则将禁止范围延伸至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服务类别，但这种延伸并非无限制——它以“可能造成混淆”或“可能淡化驰名商标显著性”为前提。例如，某知名运动品牌的商标若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他人在电子产品类别上使用相同商标，若会让消费者误以为该电子产品与运动品牌存在关联，或削弱运动品牌的独特标识性，即构成侵权。

（二）制度的法律依据与历史演进

我国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立法可追溯至1982年首部《商标法》，但早期规定较为原则。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接轨，制度逐步细化。现行《商标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这一条款直接确立了跨类保护的法律基础。

从国际视角看，跨类保护制度的形成与《巴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密切相关。《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首次提出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要求成员国对未注册驰名商标提供“同类保护”，对已注册驰名商标提供“跨类保护”；TRIPS协定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规则，要求成员方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延伸至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这种使用“会暗示该商品或服务与驰名商标所有人存在某种联系，从而使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我国作为国际公约的缔约方，通过国内立法将这些国际规则转化为本土制度，既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也回应了本土市场需求。

二、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制度价值与理论基础

（一）制度的核心价值：商誉保护与竞争秩序维护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本质上是对商标所承载的“商誉”的延伸保护。商誉是企业通过长期质量保障、市场推广、消费者服务积累的无形价值，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与认同。对于驰名商标而言，其商誉已超越具体商品/服务类别，成为独立的市场符号。若允许他人在非同类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即使不会直接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也可能利用驰名商标的知名度“搭便车”，稀释其独特性，减损其商誉价值。例如，某百年白酒品牌的驰名商标若被用于廉价日化产品，可能降低消费者对该白酒品牌“高端”“品质”的认知，最终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

从市场竞争秩序看，跨类保护制度通过限制“傍名牌”“搭便车”行为，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若缺乏跨类保护，市场主体可能倾向于通过模仿驰名商标快速获取关注，而非通过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这将抑制市场活力，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因为消费者可能因混淆误购低质商品，或因驰名商标价值被稀释而失去可信赖的选择。

（二）理论支撑：符号理论与反淡化理论的融合

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商标“符号学”与“反淡化”理论的结合。

符号学理论认为，商标是一种“能指”（符号形式）与“所指”（符号意义）的统一体。对于驰名商标，其“能指”（商标标识）与“所指”（品牌商誉、质量保证）的关联已高度固化，消费者看到商标即可联想到背后的企业与品质。若他人在非同类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即使不会导致“来源混淆”，也可能破坏这种“符号—意义”的唯一对应关系，使商标的识别功能弱化。

反淡化理论则进一步强调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该理论认为，驰名商标的价值不仅在于防止混淆，更在于其“独特性”——即使在非同类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也可能“淡化”商标的显著性，包括“弱化”（如将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