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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京师同文馆与福州船政学堂课程设置中的科学教育以及启示

[摘要]文章以史为鉴，剖析晚清中国两所具有代表性的新式学堂——京师同

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在科学教育课程方面设置的特点，对外语教育与科学教育课

程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尝试提出对当代大学课程设置方面有益的建议，即外语

语言学习是起点，科学教育是终点;外语教育要以科学实践为主，科学教育课程

教学过程以外语为主;外语教育与科学教育课程紧密结合，满足专业需求，建立

严格的淘汰考试制度;拓宽英语专业的课程范畴，增加科学教育课程。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外语教育科学教育

一、引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外交

往的严峻形势以及订立条约以英文为正解的硬性规定，迫使清政府将创立外语学

校、培养外语人才提到议事日程。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

奕訢、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1866年，时

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奏准于福州成立船政局。两所由洋务派代表人物所创办的

新式学堂，其对待科学教育的态度泾渭分明，这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的不同。本

文拟从科学教育课程设置的角度出发，探讨两所学堂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其经验

和教训，以期对当代大学课程设置方面有所启发。

二、科学教育

1.京师同文馆与科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其创办的第一所

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创立之初，课程就以西语为主，教学方法采用的是“语

法—翻译教学法”（TheGrammarTranslationMethod），主要特点是为以语法为纲，

翻译为教学的基本手段。课程设置贯穿始终的是西语和翻译，学生的时间都用在

西语的学习和翻译的实践中。在语言基本功夯实的基础上，学生为总理衙门翻译

公文和西书，担任对外交涉的现场口译和随团赴外时充当口译员的角色。随着洋

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单一的翻译型人才已无法满足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诉求，这

时既懂西语又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受到热捧，特别是懂得西方“坚船利炮”的科

学技术人才。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于1866年奏请朝廷批准在京师同文馆的课

程中除了设置西语外，还应设置一些西学，如推算、格致（物理）、制器、尚象

等科学教育课程。

京师同文馆于1872年公布新的八年制西学课程。“八年制的西学课程的最大

特点是外语贯穿始终，翻译是核心。”同文馆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急需的翻译外交

人才，其创办目的是满足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能够交流顺畅、不至于在订立条约

时因语言文字而吃亏的需求。虽然后期增设了天文算学馆，教习一些科学教育学

科课程，但正如洋教习丁韪良所言“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在于文字代表一切，而

科学没有丝毫地位”。

科学教育课程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传统

是重道轻艺，轻视科学技术，洋务进步势力所倡导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已

经超越了守旧势力所能容忍的极限，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基础。面对来自顽固

派的阻挠，洋务派所推行的西学科学教育课程也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第二，

同文馆地处北京，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生对西学的兴趣并不浓厚，他们认为

只有学习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才是正途。第三，同文馆创立初期，

清政府忙于清剿太平天国，无力拿出更多的银两创立学校，办学经费主要依靠海

关。教师的选聘和管理工作都是由海关总税务司幕后操作。同文馆的师资主要是

西方的传教士，如林乐知、丁韪良等，他们只是把中国同文馆当作是在中国谋生

的跳板。心思不在教学上，由于其具有传教士身份，在教学中，伺机进行宗教布

道。

2.福州船政学堂与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虽然颁布了学习西学的八年制教

程，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守旧派的反对，洋教习的不专业等多种原因，

科学教育课程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实施，教学效果不甚理想。而福州船政学堂

所培养出的学员，人才辈出，群贤聚集，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

家严复，中学西传第一人陈季同，《茶花女》的翻译者之一王寿昌，“中国铁路之

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等。福州船政学堂高素质人才辈出，其成功的原

因源于外语教育与科学教育课程的紧密结合。

首先，学堂在办学规划中，将外语教学看成是其他专业的学习基础。选用教

材是原版教材与自编教材相结合;对师资团队严格管理，学堂的管理层始终坚持

权操在我，对每位洋教习都制定了严格的合约，使得他们不能像同文馆的洋教习

那样，来中国混混而已，而是孜孜不倦地投身于教学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