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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调整

引言

贿赂犯罪作为腐败现象的核心表现形式，始终是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打击的重点。行贿与受贿如同腐败链条的“一体两面”，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导致部分行贿人通过“围猎”公权力获取非法利益后，仅承担较轻的法律后果，既破坏公平竞争秩序，也削弱了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成效。为回应这一现实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二）聚焦行贿罪的制度完善，通过调整刑罚结构、严格从宽处罚条件、强化财产刑适用等方式，构建起更严密的行贿犯罪惩治体系。此次修法不仅是对“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的立法落实，更是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行贿罪立法调整的背景与必要性

（一）行贿犯罪的现实危害与治理困境

行贿行为是诱发公权力腐败的重要源头。实践中，部分市场主体为获取竞争优势，主动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财物，甚至形成“围猎—被围猎”的畸形关系。这种行为不仅直接破坏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更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市场规则失效，严重影响营商环境与社会公平。据相关司法数据显示，近年来行贿案件数量虽低于受贿案件，但涉案金额、涉及领域广度却呈上升趋势，且存在“多次行贿、长期行贿、向多人行贿”等特点，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然而，传统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罪的惩治存在多重困境：其一，刑罚梯度设置不够合理。原刑法对行贿罪规定了三档法定刑（五年以下、五年至十年、十年以上至无期），但在实际适用中，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标准模糊、从宽处罚条款适用过宽等问题，导致多数行贿人被判处轻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其二，财产刑威慑力不足。原刑法对行贿罪仅规定“可以并处罚金”，且罚金数额缺乏明确标准，难以有效剥夺行贿人通过犯罪获取的经济利益；其三，从宽处罚制度被滥用。原刑法第390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实践中对“犯罪较轻”“关键作用”等要件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导致部分行贿人通过“主动交待”轻易获得从宽处理，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

（二）“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的立法转化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工作方针，强调要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这一方针要求刑事立法必须对行贿与受贿的惩治保持均衡，避免因立法失衡导致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持续。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调整，正是将这一政策转化为法律规范的具体体现。通过完善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刑罚配置，立法机关旨在构建“不敢行贿、不能行贿、不想行贿”的制度环境，推动反腐败斗争从“治标”向“治本”深化。

二、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具体调整内容

（一）优化刑罚结构，强化量刑梯度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法定刑进行了两处重要调整：一是将原刑法第390条第一款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是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修改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修改的核心在于明确财产刑的强制适用，改变了原条文“可以并处罚金”的弹性规定，使财产刑成为行贿罪各档刑罚的必备附加刑。

例如，对于一般行贿行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原条文仅规定“并处罚金”，此次修法虽未调整主刑幅度，但通过明确财产刑的强制适用，确保行贿人在承担自由刑的同时，其非法获利被依法追缴；对于情节严重或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贿行为（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新增“并处罚金”的规定，进一步强化经济制裁；对于情节特别严重或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行贿行为（十年以上至无期），则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选择适用更严厉的财产刑，形成“轻则罚金、重则没收”的梯度化财产刑体系。

（二）严格从宽处罚条件，规范司法裁量权

针对原刑法中行贿人从宽处罚条款被滥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二）对第390条第二款进行了修改，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限定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且犯罪较轻的，或者对调查突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同时，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条件严格限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且犯罪较轻的”。

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明确“犯罪较轻”是适用从宽处罚的重要前提。所谓“犯罪较轻”，通常指行贿行为未造成重大社会危害、涉案金额较小、未涉及关键领域等情形，避免将严重行贿行为纳入从宽范围；其二，强调“对调查突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实质贡献。此处的“重大案件”一般指涉及职务犯罪的要案、窝案、串案，或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案件，要求行贿人的主动交待必须对案件侦破具有实质性推动作用，而非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