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电信网络诈骗的共犯认定.docxVIP

刑法中电信网络诈骗的共犯认定

引言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其组织化、链条化特征愈发明显。与传统诈骗犯罪不同，电信网络诈骗往往涉及“信息获取—话术设计—技术支撑—资金转移”等多个环节，参与主体可能包括幕后主谋、技术开发人员、广告推广者、“跑分”车手等，形成复杂的犯罪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准确认定共犯关系不仅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关键，更是有效打击此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本文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共犯认定的核心问题，结合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从基础理论、关键要件、特殊形态及实践难点等维度展开探讨，以期为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一、电信网络诈骗共犯认定的基础理论

（一）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与电信网络诈骗的特殊性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需满足主客观相统一的要件，即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犯罪行为，且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明楷，2021）。对于电信网络诈骗而言，其共犯结构因犯罪模式的技术性、分工的精细化而呈现出独特性：其一，犯罪链条被拆解为多个独立环节，部分行为人仅参与其中某一环节（如提供技术支持或推广引流），与直接实施诈骗的正犯可能无直接接触；其二，行为主体可能分布于不同地域甚至跨国境，传统“面对面”的共同故意联络方式被弱化；其三，技术手段的介入（如自动化脚本、虚拟货币支付）使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隐蔽，因果关系的判断难度增加（陈兴良，2019）。这些特征对传统共犯认定理论提出了挑战，需结合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模式进行适应性调整。

（二）电信网络诈骗共犯的规范依据

为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需求，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为共犯认定提供了具体指引。例如，《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意见（二）》进一步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这些规定将传统共犯理论中的“帮助行为正犯化”思维与电信网络诈骗的实践特征相结合，既坚持了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又回应了犯罪形态变化的现实需求（周光权，2020）。

二、电信网络诈骗共犯认定的关键要件

（一）主观故意的认定：“明知”的判断标准

主观上的共同故意是共犯成立的核心要件。在电信网络诈骗中，共犯的主观故意通常表现为对他人实施诈骗行为的“明知”，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然而，由于犯罪分工的细化，部分帮助行为人可能以“不明知”为由抗辩，如何认定“明知”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根据《意见》及相关司法经验，“明知”的认定需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最高人民法院，2021）。例如，行为人长期为他人提供“改号软件”，且该软件主要用于伪造诈骗电话显示号码；或收取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服务费”，且交易过程中要求对方使用匿名账户结算，均可推定其主观上“明知”他人实施诈骗（张军，2022）。需要注意的是，“明知”不要求行为人确切知晓诈骗的具体手段或对象，只要认识到他人可能实施诈骗即可，即“概括故意”亦可成立共犯（陈兴良，2019）。

（二）客观行为的协作性：因果关系的实质判断

客观上，共犯行为需与正犯行为形成有机整体，对诈骗结果的发生起到促进或帮助作用。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常见的包括：为诈骗团伙开发用于批量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的软件（技术支持）；通过社交媒体、搜索引擎投放虚假广告（推广引流）；利用“跑分平台”转移诈骗资金（支付结算）等。这些行为虽未直接实施诈骗话术，但通过技术赋能、扩大受众范围或掩盖资金流向，与正犯行为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张明楷，2021）。在因果关系判断上，需避免“条件说”的机械适用，而应关注帮助行为是否对诈骗的既遂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例如，若技术支持行为使得诈骗团伙的作案效率提升数倍，或推广行为直接增加了被害人的接触概率，则可认定该帮助行为与诈骗结果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周光权，2020）。反之，若帮助行为仅提供无关紧要的辅助（如为诈骗分子提供普通办公文具），则不宜认定为共犯。

三、电信网络诈骗共犯认定的特殊形态

（一）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界限

《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存在一定交叉。实践中，部分行为人因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而面临罪名选择难题。根据司法解释，帮信罪是针对信息网络犯罪的“兜底罪名”，其成立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对被帮助对象的犯罪性质不要求具体明知；而诈骗罪共犯则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