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音乐是艺术也是一门生意（中国故事） - 季艺.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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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个体户的优势

从《机器》到《怒放的生命》

最受企业家欢迎的“摇滚歌手”

摇滚圈里的幸存者

艺术家里的工程师

自如地转化

前言

2011年11月，汪峰发表了全新专辑《生无所求》。这张被称为“为全体中国人创作”的唱片共有26首歌曲，其中有8首在两天之内录完。如果你问汪峰为什么如此强调这几个数字，他会骄傲地回答说：“这是因为99%的歌手都做不到，水平比较高的人一天能唱4首。”

“当状态好的时候一定要唱，否则等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完了。”

在发专辑前的10个月里，汪峰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写歌，这种产量和工作效率令他与摇滚乐坛其他的创作型歌手构成了两极：许巍已经有三年没有发过唱片，朴树沉寂了八年，崔健是六年，魔岩三杰则完全在主流音乐市场销声匿迹。在最初几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他们多多少少都染上了一些“毛病”：比如，崔健变得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日常喜欢谈论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在音乐上则变成了一个过分依仗技术与细节的谨慎小心的人。崔健的录音师李游说：“两种不同厚度的军鼓或许对于听众而言没有太大差异，但对于他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今天录了一种军鼓的声音，第二天他觉得它太厚了，便会要求换一个薄的再录。”

一套鼓的拆装很复杂，需要花费两小时。同时，对着音响的话筒有十几个，摆在鼓的四周和中间，改换每个话筒的位置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便带来了十几万种可能，“一个鼓音就要调整一个星期。”崔健常常在录音棚里提着话筒一个人满屋子走，直到找到他想要的声音为止。鲍勃·迪伦2011年4月来北京开演唱会，这老头在台上自在地弹一把木头吉他唱自己的歌，台下的崔健忽然想到——摇滚原来是一件多么随性、自由的事。

在演出市场上，崔健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在一个叫做“欢乐中国行”的节目中，崔健的乐队当着现场吵闹、毫无耐性的观众调音足有40分钟，主持人在中间不断地圆场，从此很少有电视台敢再邀请崔健。

但面对市场的需要，汪峰表现出了灵活的身段，当他发现自己因为具有某种催人奋进的励志气质而开始被很多企业、银行甚至国际大型活动邀请时，他便与经纪人拎着装有一张伴奏光盘的塑料袋，“到处去唱卡拉OK”。“如果他的年收入达到2000万元，其中1800万都是唱‘卡拉OK’的收入。”汪峰的前经纪人姜南洋说。

汪峰始终处于对成功的强烈渴望之中，这种渴望甚至渗透在他的造型里。

在一个杂志社的拍摄现场见到汪峰时，他已化好了妆，往上吹的头发向额头后面飞去，蓬松地盘踞在头顶上方，拢成一个长长的尾冠。

与他认识十几年的私人造型师Kevin说做这个“飞机头”要花45分钟，化妆15分钟。

“要先拿梳子一点点地梳出形状，再把发胶都喷到上面。”

每次出门之前，Kevin会提前一个小时到汪峰家中，“上周七天里连续五天，天天如此。”保持这个发型一个月要用两三罐500毫升的发胶。到了户外要想维持这个形状，需要两个人形影不离。

汪峰的发质细而软，本来不适合这种发型。“就算不停地喷发胶，头发也只能坚持半天。”但为什么要给他设计这个发型呢？“因为这两年他的音乐势力强了，所以头发也要夸张，要酷、猛。”

个体户的优势

从一开始，比起那些来自酒吧、工厂、理工院校，全凭爱好成为摇滚歌手的“同行”，北京音乐学院毕业的汪峰与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便截然不同。

汪峰1971年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在江苏南京入伍，不久之后被选为海军军乐团长号乐手来到北京。

3岁的时候，汪峰一家人在北海公园划船，湖上风景怡人，父母就要他唱支歌。当他们发现戴着军帽的儿子唱《小小竹排》没有走音时，就开始希望他将来能够凭这个本事“吃一口饭”。于是，父亲为3岁的儿子在自己的军队乐团里找了一个小提琴老师。从此，汪峰被逼迫无休无止地练习小提琴，并叫这个跟自己父亲年龄相差很多的老师为“李叔叔”，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都是解放军叔叔”。

从4岁开始，在近乎军事化的小提琴训练里，音乐带给汪峰更多的是巨大的痛苦。他在多次采访里都婉转地批评了父母当初的决定。“如果我的女儿对音乐有兴趣我也不会让她唱，除非她拼死了要搞音乐，我才会帮她。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没有小孩会对乐器有兴趣。作为父母也应该想一想，这其实是对一个孩子天性的磨灭，是很残酷的。你问郎朗，如果他说小时候忽然有一天无比热爱每天练8个小时钢琴，他肯定在撒谎。”

父母期望汪峰成为一个音乐家。但在参加了儿子1994年在北京音乐学院的毕业演出之后，他们的这个愿望极为难堪地破灭了。在父母眼中，北京音乐学院是一个“严肃的高雅艺术殿堂”，在那个舞台上，当看到自己学了13年小提琴的儿子留着“吃顿饭都看不到他的脸”的长发，在一群穿着西装演奏古典音乐的学生之中突兀地唱着摇滚时，他们痛感面上无光。

“音乐学院整个氛围是高雅的，我们希望他也能搞高雅艺术，穿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拉着很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