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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开展儒学制度化改革

儒学，其发生和开展的整个过程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有着双重的关联，一方面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局部，它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政治开展；另一方面，随着传统儒学逐渐被纳入官方话语系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儒家倡导的政治理想在实际权力运作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与政治权力不断结合的过程中，儒学逐步朝着“制度化”的方向迈进，其文化特质与政治特质之间也不免出现断裂，二者之间表现出某种张力。

一、从“礼”到“礼治”：制度化的初步形成

儒家自孔子始既专注于“礼”。“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之地位有两层：其一，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标准之总名，即社会制度；其二，它还是儒家文化之外在表现形式。对政治社会而言，相应的社会制度是确保社会良好运行的根底。“制度”或称“建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是指以规那么或运作模式，标准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构造，这些规那么蕴含着特定的社会价值，其运行表彰着一个社会的秩序。制度是一种人的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建制的存在，都会带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从而标准、影响建制内人们的行为。简而言之，制度是为一个共同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或群体、组织设定行为标准，为社会成员提供理性的行动预期。现代中文里“政治”一词，来自于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的“政治”一词。当英文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因此，中国古代这些“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和古希腊的“政治”含义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政治只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王国维著《释礼》中，关于《说文》示部写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礼。”又礼部：“礼，行李之气也，从豆，象形”。

“礼”就起源上讲，始自殷商时代的宗教祭祀仪式，这种祭祀仪式源自太古时代由各个部落的图腾崇拜引发的图腾信仰的宗教性。“礼”作为祭拜图腾的仪式，承载着部落居民的真实信仰——他们相信通过祭祀可以达成与图腾的直接沟通，从而得到图腾的保佑和庇护。此后，随着物质的开展，原始部落逐步演变为鲜明政治化的社会组织，图腾的性质也逐渐演化为对“帝”、“神”的崇拜。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礼”的形式内容不断扩大，至周代已在知识构成上表现出了相当的系统性和秩序化。“礼”从单纯的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等级与血缘达成统一关系的表达，使得社会秩序在这一长幼尊卑关系的网络得以固定。周礼完成了从自然宗教化到道德宗教化的转变，使得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沿着重“礼”的道德与标准“二合一”的路数一直走下去。周所建立的根本安定的秩序和“礼治天下”的宏愿被春秋社会崩裂打破。政治合法性遭到践踏的同时传统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也遭遇空前挑战。仪式的象征意味和等级制度需要掌握知识者重新修订和界说。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时代的“一般知识水准”，因此在选择上多数思想家把关注点放在对“礼”重新阐释和开展上。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开场了“为万世立法”的儒家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对于“礼”，孔子不仅深知礼仪的外在规那么，同时更关注对“礼”的内在意义的追寻。①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通过培养遵循礼节的自觉习惯，从而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构造。[2（]P93）在社会具体操作上这种礼制的建立就要通过“名”来实现，即“正名”。“礼”之于上古宗教本来就有着极其重视象征意义的传统，孔子将人所属之“名”与名所对应的“实”联系起来，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以至于“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论语#8226;子路第十三》）。通过“名”的规定来确认或迫使社会确认一种秩序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也许意识到了实用性的关键所在。而在“礼”和“名”身后的价值取向即是“仁”“，仁”代表了一种天然的一体观念。中国古代政治乃一种“符号化的统治方式”，即以文字的形式实现对超然本体的体认，并通过生存的秩序化来保证共同体目标的实现。[3]（P5）“礼”、“名”、“仁”三者合一成就了孔子提倡的“礼乐文明”的全部内涵。孔子所建的“礼制”，从“礼”的内在道德化的层面看是儒家对古代宗教之“礼”加以道德化的过程，原本“事鬼神”的仪礼转化为通过礼仪活动表现的道德行为，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的礼仪展现出了个体行为的自觉以及群己关系的次第；从“礼”的外在标准性的层面来看，“礼”作为社会标准准那么对人的日常行为方式起到约束作用，就这个角度来说，“礼”已经具有了“法”的属性。随着社会以及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的形成，从“天意如此”的神圣命令到具有外在强制作用的“应该如此”的社会命令或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