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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研究：基于法理与实践的双重视角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成效斐然。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及一系列保护政策与措施的有效推行，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生存范围也不断拓展。以大熊猫为例，其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114只增长至现在的1864只，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朱鹮在发现之初仅存7只，经过多年的保护与繁育，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突破7000只，在陕西、河南、浙江等地建立了稳定的人工和野外种群。这些成果彰显了我国在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成就。

然而，野生动物保护成果的背后，也衍生出了新的问题——野生动物致人损害事件愈发频繁。随着野生动物活动范围与人类生活区域的重叠程度不断加深，冲突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全国就发生多起野猪伤人毁田事件，在四川、安徽等地，野猪频繁闯入村庄，破坏农作物，威胁村民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在云南，亚洲象群的迁徙导致沿途大量农作物被损毁，居民房屋受到破坏，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扰。此类事件不仅对受害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与人类自身安全之间平衡关系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具有极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