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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居住权的设立与权利限制

引言

居住权作为《民法典》新增的用益物权类型，自立法之初便承载着“住有所居”的民生期待与“物尽其用”的制度价值。在我国住房市场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居住权通过法律形式将房屋的居住功能与财产属性分离，既为老年人以房养老、离婚后弱势方居住保障、子女对父母房屋的长期居住等现实需求提供了制度出口，也为解决“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政策目标下的权益分配问题提供了法治路径（王利明，2020）。本文围绕居住权的设立规则与权利限制展开系统分析，旨在揭示这一制度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边界。

一、居住权的立法背景与制度价值

（一）从“无”到“有”：居住权的立法演进

我国民事立法对居住权的探索可追溯至2002年《民法（草案）》，但在2007年《物权法》制定时，因社会需求不突出、制度设计复杂等原因未予确立。直至《民法典》编纂阶段，随着老龄化加剧、离婚率上升、保障性住房需求增长等社会问题凸显，居住权被重新纳入立法视野（梁慧星，2021）。《民法典》第366条至第371条以6个条文构建了居住权的基本框架，标志着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突破。

（二）双重面向：居住权的制度功能

居住权的制度价值体现在社会保障与财产利用两个维度。一方面，其通过物权法定形式强化居住权益的稳定性，为特殊群体（如老年人、离婚后无房方、成年子女对父母房屋的居住需求者）提供长期、可靠的居住保障，弥补了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