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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与死亡去医疗化运动：从hospice运动到生前预嘱——如何夺回死亡的主动权

摘要

本文聚焦医疗史、身体史与人口史交叉领域，探讨临终关怀与死亡去医疗化运动中“好死”话语的双重性。研究指出，从hospice运动到生前预嘱，夺回死亡主动权的诉求既是对抗过度医疗的解放力量，也可能异化为削减医疗开支的规训工具。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展开。第一章交代过度医疗与死亡异化的现实背景；第二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指出现有理论对“好死”话语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忽视；第三章界定核心概念并构建分析框架；第四章剖析死亡医疗化问题的生成脉络与内在矛盾；第五章阐释“好死”话语对抗与妥协的双重作用机制；第六章提出死亡自主权的重构理论；第七章总结结论并提出实践启示；第八章反思局限并展望未来。全文以“好死”话语的悖论为核心，论证夺回死亡主动权需警惕新自由主义对生命政治的收编，旨在为临终关怀的本土化实践提供理论镜鉴。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在当代社会，死亡已从日常的家庭与社区事件，深度转移至高度技术化的医疗空间。医疗技术的极速迭代，使得生命末期的边界被无限延展，ICU病房中的气管插管与心肺复苏，成为生命终局的常态景象。这种死亡的医疗化，将临终过程彻底转化为纯粹的技术干预对象，身体沦为被仪器切割与维持的生物学客体。在此背景下，患者丧失了对自身生命终局的掌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