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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划定中的权衡

一、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支撑，不仅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与功能运转，更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等不可或缺的生态服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8）。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制度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旨在通过划定严格管控的生态空间，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然而，红线划定并非单纯的生态技术工作，而是涉及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度利益的复杂决策过程——在有限的国土空间内，如何平衡生态保护的刚性需求与区域发展的现实诉求，如何协调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优先级，如何兼顾短期成效与长期存续，这些都是红线划定中无法回避的核心权衡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的全面推进，各地实践逐渐显现出单一追求生态目标的“一刀切”模式存在局限：部分红线区域因与当地产业发展、居民生计高度重叠，落地实施面临阻力，甚至出现“纸上红线”的尴尬（欧阳志云等，2019）。因此，深入探讨红线划定中的权衡逻辑、科学方法与优化路径，对于推动红线从“划定”走向“落地见效”，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划定中权衡的核心维度

（一）生态保护目标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利益权衡

生态保护红线的核心目标是守护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维系生态系统核心功能，这要求红线区域实施严格管控，限制破坏性人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