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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条例

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条例》出台的时代背景与必要性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与保护困境

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经里程最长、工程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跨越千年历史，串联起中国南北的水系脉络与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它不仅是兼具防洪、灌溉、航运功能的水利工程，更是承载着漕运文化、民俗文化、戏曲文化等丰富内涵的活态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国古代经济的繁荣与区域间的文化交融，其遗产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于某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学者邹逸麟指出，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线性博物馆”，每一段河道、每一座码头、每一处遗存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记忆与文化信息（邹逸麟，2018）。

尽管大运河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保护工作存在诸多短板。一方面，由于大运河流经多个省份，传统的分段管理模式导致保护标准不统一、跨区域协调难度大，部分河段出现了岸线破坏、水体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文化传承存在断层，许多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公众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据国家文物局某年发布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三成的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单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超过半数的非遗项目传承人数不足10人（国家文物局，2020）。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