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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债务结构与金融脆弱性

一、引言

家庭部门是现代金融体系最基础的微观参与主体，其借贷行为、资产配置选择与偿付能力变化，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运行稳定性。金融脆弱性作为描述金融体系内生风险积累、易受冲击引发功能失衡的核心概念，其演化逻辑从来都不局限于银行、资本市场等金融机构层面，而是与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健康程度深度绑定（明斯基，1986）。过去一段时期，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消费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家庭部门的债务规模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成为支撑宏观经济增长、推动金融深化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家庭债务结构层面的各类失衡问题也逐步显现。早期对家庭债务风险的研究多聚焦于总杠杆率的阈值效应，认为只要家庭部门总杠杆率不超过国际警戒线就不会触发系统性风险，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同等总杠杆率水平下，债务的用途分布、主体结构、期限来源等结构特征，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效率和影响深度远高于债务规模本身：部分经济体虽然家庭杠杆率较高，但因为债务分布均衡、偿付能力充足、结构匹配度高，金融体系始终保持较强韧性；而部分经济体总杠杆率看似处于安全区间，却因为债务过度集中于投机性资产、风险敞口向脆弱群体倾斜，最终在外部冲击下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朱太辉等，2022）。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家庭部门债务的增长既存在全球共性的顺周期特征，也有源于住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