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把音乐放归艺术史中.doc

有很长时间，我深为潜藏在中国学院派音乐人中的浅薄与浮躁而担忧，至《图兰朵》演出，戴玉强升为“四高”，终于汇为一股强大的狂妄洪流；在音乐界内部，许多人已在忘情而起劲地欢呼，说这个世纪就是中国人的音乐时代，世界交响曲的中心，顶尖的歌剧人才摇篮，如此等等，甚嚣尘上。　　不过，有些事实他们实际上很清楚，比如维也纳街上随便一个听众也许都会听出一首交响曲中跑调的一个音符；在20世纪的美国作为音乐的“新大陆”，就已建起了几千个大型音乐厅；在英国、德国、匈牙利，一个广播站也许就拥有一支大型的交响乐团……　　最大的差距还来自于观念，所谓音乐思想，这东西与浮躁、狂妄都是不沾边的。在当下的中国，如果不能寄希望于形成这种思想，那么，首先在“技术”上能有所推进就成了最为现实的可行之举。比如，从傅雷开始提出的对每一种乐器的分析，音乐文法的形成。当然，一大批非专业音乐评论家的出现，正在进行这种不带成见的条分缕析的工作。比如，余华对色彩的关注，刘雪枫对古典音乐的流派、风格的梳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个开头。　　在这种不尽如人意的音乐现实背景之下，《房龙讲述音乐的故事》的推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一个广泛涉猎各种艺术的、不带偏见、尽可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视角，来梳理西方古典音乐历史———正是他的广为世人所认知的把音乐放归人类艺术史的视角，能使我们尽量公允、平和地得出关于人类历史所形成的音乐思想，以及音乐本身对这个世界的改变。　　房龙是一个对时髦的音乐人物极尽鄙夷、对真正的音乐家极力推崇的人，他最为欣赏的人是巴赫。他写作音乐家的主要目的，最后都试图靠近巴赫———这个像宇宙本体一样伟大的“神”。西方古典音乐从来都是与神连在一起的，这是没法超越或忽略的。这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灵魂。　　在房龙看来，哪些东西是与音乐的神性相违逆的呢？比如，肖邦那样“极端的有毒的民族主义”、“过分强烈的情感”，或是“女人”———肖邦的情人乔治·桑、李斯特身边的伯爵夫人，或是“卢梭的胡说八道”（他的回归自然学说显然是排斥神性的），这些东西都是房龙极力批驳并嘲弄的。　　但房龙绝不是一个刻薄的人，比如，他对贫穷给莫扎特造成的伤害、对瓦格纳的人格、对帕格尼尼的贪婪本性并没有口诛笔伐，因为这些东西不仅没有伤害到神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们各自独特的音乐。另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是，他对不合时宜的怪僻的贝多芬性格的完全深入的分析，一下子让我们体会到了他那本身兼具神性的悲悯情怀。　　房龙来自“新大陆”，移民情结深深地浸入他的骨血，也正因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抨击“巴黎和会”给各民族、国家带来的深深的创痛，他甚至对因为“胡说八道把法国引入大革命的巨大动乱”的卢梭也不能原谅。无疑这些“动乱”造成了他心目中对音乐的巨大破坏，因此，他就使劲地想从各民族对音乐的贡献中找到他的慰藉。“民族性”便成为他的音乐思想中位居“神性”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音乐灵魂。　　由此，我们又回到傅雷音乐思想中的民族性，它的确是当今世界音乐潮流中的新鲜血液。也许，盲目地以西方音乐标准来建构我们民族音乐基石需要到一定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找回民族音乐的神性与灵魂。这几乎是不可超越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