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与高山仰止(钱钟书).doc

阿尘从小就对“学问”一词心怀敬意，继而对能“做学问的人”也充满仰慕。后来上了大学，老师说：“现在的文科生国学底子太差，将来很难做学问。”只因老师这一句话，便去图书馆抱来一堆孔孟程朱，发愤读了一通——我当然属于“现在的文科生”却又对“学问”很神往——结果是囫囵吞枣，有如“风过驴耳”。于是老师又提示：不妨读读钱钟书。潜台词的意思很明白，钱老就是个大学问家呵！而老师本人则是位“钱学”研究者，且有专著面世。再试一回，效果仍不理想，一番自嘲之后遂不再做“学问”的梦想。有意思的是，钱老的书虽未能“点化”我的榆木脑袋，可有关“钱学”的大量研究著述倒让我读出了一种治学心态——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一本书，封面上大大印着四个字：文化昆仑。心里怦然一跳，谁有这么大的头衔？当年郭沫若称赞毛泽东也不过是天上有两个太阳而已。再一细看原来是钱钟书，这是一部研究钱老的论文集，且撰写者大都是有头有脸的学界精英，很权威，绝非一般毛头百姓的跟风起哄，尽管通篇赞扬、溢美之辞扑天盖地。也难怪，王朔谁都敢骂足够勇敢吧？但我们似乎还未听他有一言半语沾过钱老。由此我想起了另一句话：高山仰止。这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是同一种心态。那座山究竟有多高？能引得无数文人尽折腰？《围城》无疑是这座山峰最坚实而广大的基础，看的人多，评的人也多；半山腰是《谈艺录》、《七缀集》，已经是有点儿在云中雾里了；而山顶上就是那号称壁立千仞的《管锥编》，正是这部巨著成就了山顶一派金光笼罩。我也买了一套《管锥编》，却只能把它当字典用，因为它的确是广博、甚至是杂博的。而“博学”恰恰是“朴学”家的一大特色。朴学即考据学，发端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当时巨大的社会动荡使顾、黄等一干儒士反观宋明理学，以整肃典籍为己任，反省自身；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穷经研史，由此开一代学风之先。其出发点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其学术目的是“摒宋复汉”，治学方法上有些近似于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波普尔将其证伪学说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的驳斥，剥下柏拉图所披着的苏格拉底的外衣，以还苏格拉底的本来面目。朴学的真正兴盛是在乾嘉之世，注经注诗之风蔚为大观，著作与才子也层出不穷。但由于满清严酷的文化统治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惰性，治学渐由“经世致用”转而钻进“象牙之塔”，原本由疑古而引发的探求真理之举至此已经背离了其所追求的目标。掉书袋式的卖弄、僻典僻字的发掘成了文人治学的时尚。以至清一代的学问仅限于“考据”，乾嘉学派的学术贡献止于部分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发掘。而《管锥编》无疑是乾嘉注疏余波之集大成者，钱老的治学方向与态度可说是 将这一学风发挥到了极致。如《宋诗选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钱老的选本确实是最好的了，注得亦精彩。可是一到点评就差强人意，拿一本袁中郎的《随园诗话》一比较，便可见钱老掉起书袋来头头是道，自己的观点却全无出彩之处——须知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又 如《谈艺录》，一条“文不必如其人”亦可见钱老的治学之道。 兴许钱老胸中积聚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不释放出来就会爆炸，于是乎洋洋数十卷《管锥编》终于出炉了。钱老学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但却未能弘扬其最初的治学精神，即由怀疑而溯本求源的精神。老先生可能是注顺了手，随便抓一本古书便注。然而，即便以钱老的广博，有些领域恐怕也是进不得的吧？如《易》经，如《焦氏易林》。我曾向一位《易》学专家请教钱老的《易注》，他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钱老注《易》就好比说：这本数学书的平仄不太合韵谱 。钱老的最大优势是用典，不论小说、散文还是随笔，典故的运用比比皆是。尤其是诗歌，钱诗的用典恐除黄庭坚、吴梅村外无出其右，只是忘记诗原本为何物了。袁中郎《随园诗话》云：其隶事不隶事，作诗者不自知读诗者亦不自知，方可谓之真诗。《围城》的用典更可谓丰富繁杂，可惜过分缺乏节制，大量的典故和书袋如泉喷涌，虽也有趣，但妨碍了行文的节奏和流畅，使叙述语言显得格外啰嗦，甚至影响到小说的整体结构。有些用典亦太直白，如方鸿渐便是典出《易》之“渐”卦，单看卦象即可知小说的故事脉络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围城》继续写下去，方鸿渐的结局应该是奔赴延安才对，其余人物均典出有据——在西方，如茨威格，如昆德拉，这些作家很容易就是一个思想家，而中国的文化大师更多的则是比赛谁的记忆力好，谁知道的典故多。这似乎也是一种传统？旧时一个文人如果不知道一些奇怪的士林秘闻、学界趣谈，仅有个人的看法，那是混不下去的。清朝的张之洞该是个开明人物，但手下的官僚若对士林秘闻和文化典故所知不多，大都没好日子过——有关这方面的缺憾，哈佛大学博士赵一凡先生曾作专门研究，并有文章见于《读书》，不必我